魯樞元被學界稱作“游牧型學者”，他的治學理路常常逸出固有的領域與既定的規則，而與時代精神的走向暗合。在新舊世紀之交，他親歷了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盛行之下社會生活的急劇變化，開始關注自然生態與人類精神活動的關系。2020年出版的《生態時代的文化反思》是他多年來從事“生態文化”研究中所作演講與對話的精華匯編。文章的時間跨度從1995年至2020年，清晰地展現了他深耕細作、上下求索的治學精神。

　　面對持續不斷、遍布全球的生態危機，魯樞元敏銳地覺察到“人類歷史也許已經到了該‘轉彎’‘改道’的時刻。工業社會之后的理想社會，或許不應該是工業社會的持續發展，而是一個超越了現狀的新時代。在這個時代，生態學將發揮重大作用，人們將擺脫機械論思想的束縛，將走出經濟利益的狹窄牢籠，人們對權力和財富的角逐將受到抑制，‘人類福祉’將與‘自然生態’融為一體，人類活動對地球的壓力將由此得到減緩”。在他看來，這個時代就是“生態時代”。

　　在面對人類社會發展進程時，生態時代應該擁有“新的歷史觀”。在工業時代，一批思想家在“啟蒙理性”“線性發展觀”的指引下，將現代社會與前現代社會、工業社會與農業社會、城市生活與鄉村生活對立起來，認為啟蒙之前的社會形態是黑暗的、落后的，必須摒棄，只有在理性主義支配下的科學技術才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唯一動力。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農業的工業化、鄉村的城市化、農民的產業化使人類社會在單一向度上迅猛發展，物質財富的積聚成為社會發展的最高標志。諸如資源枯竭、物種銳減、大氣升溫、環境污染、國家之間競爭的加劇、人群之間隔膜的加深、個人精神世界的病變，層出不窮的生態危機無不肇始于此。由人類觀念的偏差造成的生態危機，還必須從觀念的矯正著手解決。

　　魯樞元在本書中對強勢的工業時代邏輯展開了反思，并嘗試用“東方智慧”重新審視農業文化、工業文化和生態文化間的關系。他相信社會要想變得更完善、更美好，就一定要從前現代社會吸取某些生存智慧，從農業時代的文化中汲取某些寶貴的精神財富。

　　在他看來，農業社會靠天吃飯，在土地中求生，人類與自然共存于一個有機體中。他在文章中借助一個漢字“風”，層層剝筍，呈現出中華民族在農業時代的生存狀態、價值觀念、文化模式。在他看來，“風調雨順”就是農業社會的資源，相當于工業社會的煤炭與石油。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風調雨順的風、世風民風的風、風騷風流的風、高風亮節的風、風水望氣的風、感冒傷風的風……都是那個古老漢字“風”的衍生物；“風”的語義場輻射到中國古代哲學、農學、醫學、社會學、倫理學、心理學、美學、文藝學、建筑學的各個領域，將人類與其生存的環境融會貫通為一個和諧統一、生氣充盈的系統，從而體現出中華民族古典文化高度的有機性與整合性。中國五千年悠久的農業文明，主張萬物一體、萬物有靈、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其核心就是一種生態文明。

　　人類社會的歷史不會一往無前地直線發展，而是循序遞進、周而復始、往復演化的。人們在建設當代生態文明時，無論如何都不能無視充滿生態精神的古老東方智慧。

　　農耕時代的田園生活可以作為現代人營造美好生活的參照系。魯樞元認為，在陶淵明身上凝聚了東方民族的生存大智慧。書中選取陶淵明詩文中的四個關鍵詞（樊籠、回歸、清貧、桃花源）加以闡述。正如法國思想家盧梭所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比绻f陶淵明生活的農業時代的“樊籠”還是“木頭”的；那么，到了工業時代“木籠”已經變成“鐵籠”；現在，“鐵籠”已經進一步變成了“電子牢籠”， “手機”便可以將一代青少年一網打盡！

　　生態批評家艾倫·杜寧曾斷言“消費與個人幸福之間的關系是微乎其微的”，真正幸福美好的生活來自三個“源泉”，即和諧的人際關系、適度的勞作和屬于個人的自由閑暇時間。而這“三個幸福源泉”在陶淵明的詩文里隨處可見。這樣的生活是清貧的，也是健康、淳樸的， “低碳”的。

　　陶淵明的詩歌是自然主義哲學的絕好闡釋， “自然”意味著“崇尚自然”“隨順自然”，將個體精神與大自然融為一體，并從中獲取心靈自由，即海德格爾所說“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印度詩哲泰戈爾也曾提出要以豐富的精神活動、情感生活、靈魂的提升取代泛濫的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科學主義、功利主義，創造一個祥和安定、幸福美好的時代，試圖以東方精神性的、詩性的智慧療救現代工業社會的“硬傷”。正如列奧·施特勞斯所說：“當人類走到現代性的盡頭，實際上就必然會回到‘古代人’在一開始面臨的問題?！边@也是魯樞元在他的這本書中再度復活陶淵明精神的初心。

　　“東方智慧”將助推中國學術精神的世界化。魯樞元堅信生態無國界，“人與自然”的問題是地球人類共同面對的一個“元問題”。這個問題的妥善解決有待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通力合作。書中，他將中西文化交流的百余年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鴉片戰爭為起點，中國知識界羨慕西方、效仿西方；第二階段從20世紀初開始，西方思想家們紛紛對自己的啟蒙理念、工具理性及社會進步理論產生懷疑并展開批判，古老的中華文明成為他們反思自己的參照系；第三階段以生態時代的到來為起點，“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素樸的現象學思想、先天的整體論與生成論思想、和諧的自然美學、自發的生態精神，已經成為人們再也無法拒絕的學術資源和精神能量”。

　　從商周到明清，中國的文化典籍在歷史長河中一直保持著它的綿延性。當代西方哲學家在反思“現代性”時，往往會從中國古老的學術資源庫中求取援助。海德格爾從老子那里借助了“無”的思想來構建其存在主義現象學；借助老子的“域中有四大”來譜寫他的“天、地、神、人”世界的“四重奏”；借助老子的“道”來表述他的“林中路”“通向語言之路”。生態運動的先驅史懷澤在對聽眾宣講現代科技給人類的道德精神造成的損傷時，也曾詳細地復述了莊子筆下“抱甕老人”的故事。

　　時代的變化在于：生態問題已經成為一個維系全人類生死攸關的迫切問題。在新的世紀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將在中西方學術交流中扮演更為積極主動的角色，并將進一步推進中國學術精神的世界化。

　　生態時代應創立“綠色話語方式”。魯樞元認為，現代的學術形態、學術規范，不過是牛頓物理學與笛卡爾理性主義哲學固化而成的一種書寫習慣。自然科學學術論文的書寫方式也成了所有學術文章書寫的模板，學術論著的寫作被視為一個從現象到本質概念的形而上運思過程。很早以前，歌德就已經洞悉到其中的弊?。骸耙磺欣碚摱际腔疑?，唯生命之樹常青?！倍谏鷳B時代，療救“理論灰色弊病”的時機已經到來。

　　魯樞元認為人類的語言是“自然選擇”的產物。語言“不僅與人類清明的理性密切相關，還始終與人類的身體、情感、意志、意向密切相關，與人類種族進化史中的生物性、心理性、文化性、社會性的積淀以及個體記憶密切相關，甚至還與人類生活其中的地域、天候等自然環境密切相關”。

　　像法布爾的《昆蟲記》、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利奧波德的《沙鄉年鑒》、史懷澤的《敬畏生命》、麥茜特的《自然之死》、戈爾的《瀕臨失衡的地球》，以及波斯曼的《童年的消失》《娛樂至死》，等等，這些影響深遠的著作充滿了主觀視角、自我體驗、個人情愫、瞬間感悟、奇妙想象。在其中，案例的舉證多于概念的解析，事件的陳述優于邏輯的推演，情景的渲染勝過明確的判斷，隨機的點評超越旁征博引的考據。這些看似不規范的學術著作，既深潛于經驗王國的核心，又徜徉于理性思維的疆域，是生態文化研究領域公認的“學術經典”，即魯樞元所說的活色生香的“綠色學術”經典。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學術文章與文學作品的區別并不是壁壘森嚴的。司馬遷的《史記》是史學也是文學著作，劉勰的《文心雕龍》是論文也是辭賦。對于人類精神表達而言，“詩化修辭話語”比“科學邏輯話語”其實更具魅力，永垂宇內、不可復制的是司馬遷的《史記》、劉勰的《文心雕龍》。

　　在本書的后記中，魯樞元寫道，從20世紀80年代起，他的跨界研究路徑從心理學到語言學再轉向生態學，研究的視野也漸漸從文學藝術擴展到思想文化領域。近30年來，他在這一領域所做的努力，不過是把“生態”這一原本屬于自然科學的概念導入現代人的精神文化領域，把人類“精神”作為地球生物圈中一個異?；钴S的變量融匯到生態學中，從而為緩解當下的生態危機、推動中西方文化交流、迎接生態時代的到來展開一些真誠的思考。

　?。ㄗ髡呦祻V西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