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走進位于中國歷史研究院的中國考古博物館，先后參觀文明起源和宅茲中國專題展，了解新石器時代和夏商周時期重大考古發現。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認識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感知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離不開考古學。要實施好“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考古中國”等重大項目，做好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闡釋。

　　夏文化探索是我國考古學界長期以來的一項重要研究課題，也是中國早期王朝國家起源研究中的關鍵環節。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啟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到21世紀初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再到2021年夏文化研究課題被納入“考古中國”項目，豐碩的考古成果讓學界對夏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厘清文明起源脈絡

　　1959年夏，考古學家徐旭生率隊踏上尋訪“夏墟”之路。他根據文獻記載，廣泛勘查了河南省登封、禹州、鞏義、偃師等地的數處遺址。這次調查中最重要的收獲——發現偃師二里頭遺址，拉開了從考古學上探索夏文化的序幕。20世紀70年代，考古學家鄒衡提出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的論斷，并在隨后不斷豐富的考古發現中得到確證。經過半個多世紀田野考古工作的大規模開展和學者的不懈努力，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研究成果，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扎實的考古依據。7月10日，在由河南大學、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主辦的第六屆“夏文化”暑期研討班開班儀式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震中將百年來對夏文化的探索與研究歷程概括為三個重要高峰：第一，以顧頡剛先生于1923年所提出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為核心；第二，1977年“河南登封告成遺址發掘現場會”的召開，是夏文化探索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第三，當下黨和國家對夏文化研究高度重視，尤其是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作出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使得夏文化研究迎來了第三個重要高峰。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確證了中華文明距今萬年前奠基，8000年前起源，6000年前加速，5000多年前進入文明社會，4300年前中原地區崛起，4000年前王朝建立，3000年前王權鞏固，2200年前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而夏王朝建立就是距今4000年前后的關鍵時期。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介紹，在以嵩山東南麓為中心的區域發現的10余座大型城址，昭示著中華文明在這一時期進入了以中原為中心的新階段。距今3800—3500年前的二里頭遺址，是中國同時期規模最大的都邑性遺址，其所在的伊洛河流域是文獻記載的夏王朝的中心區域。二里頭遺址表明，夏代后期，夏王朝的實力不斷增強，中原地區的引領地位逐步形成。

　　7月1日，在由鄭州大學歷史學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黃河考古研究院聯合舉辦的“夏史探原——歷史與考古學者之間的對話”學術研討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劉慶柱提出，研究夏文化要了解國家、國性，要將國家文化與族群文化相區別，并倡導在了解各學科發展特點及明確各學科內涵的前提下開展多學科合作。他強調，研究夏文化對促進各學科發展，研究中華文明起源，證明中華文明五千多年不斷裂，奠定“國家認同”的思想基礎，形成中華民族歷史的核心價值觀等都具有重要意義。

　　事實上，自夏文化研究開啟以來，學界關于一些關鍵性遺址的性質及其與夏文化的關系等問題爭議不斷。但隨著大量重要遺址的相繼發現，以及基于這些遺址的歷史序列逐步建立，不但夏文化面貌得以不斷豐富，學界在曾經爭議的問題上也逐漸達成共識。比如偃師商城小城的發現，終結了二里頭遺址為商湯亳都的論斷；鄭州小雙橋遺址的發現，終止了鄭州商城為隞都的爭論。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袁廣闊認為，二里頭文化主體為夏晚期文化，二里崗文化為早商文化，這些觀點逐漸被學界所認可?，F在進行的夏文化研究，普遍以二里頭是夏代晚期都城這一認識為基礎。二里頭四期晚段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因素陶器等成組出現，反映了文獻所載夏商王朝的更替。夏商文化在考古學遺存上存在著明顯差異，二里頭宮殿居中，而商代都城重大建筑基址偏東北；二里頭高等級墓葬隨葬品組合以酒禮器為主，二里崗文化墓葬隨葬品組合以炊食器為主；二里頭文化崇拜龍，二里崗文化崇拜虎。

　　“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圍繞人類起源、農業起源、文明起源、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等關鍵問題，策劃“夏文化研究”等18個重大項目?！翱脊胖袊は奈幕芯俊敝卮箜椖繂右詠?，取得了系列新進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劉海旺表示，登封王城崗遺址大城北部存在大型夯土基址，佐證了王城崗遺址在潁河流域的中心地位及環嵩山地區“雛形國家組織”的出現；禹州瓦店遺址大型祭祀遺存和高級陶禮器、玉器的發現，確認了瓦店遺址的重要性；新密古城寨東城壕的考古工作，反映了當時城建規劃、土木技術的進步；二里頭遺址井字形道路等聚落考古學研究，對活化夏文化場景具有重要意義。這些夏文化遺存新發現，分布地域廣，核心區位凸顯，文化交流因素豐富，周邊地區文化參與了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并促成了中國第一王朝在中原的誕生。

　　深化夏文化研究

　　關于“夏”王朝的記載，在傳世文獻中留下重重疑竇。而現代考古學研究，卻穿越數千年揭示了這一上古歷史的真實面貌?！跋奈幕毖芯渴俏墨I史學與考古學相結合的典型案例。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魏繼印認為，江漢地區后石家河時期文化，是在造律臺文化和王灣三期文化主導、聯合了周邊文化共同南下的背景下形成的。他將此與文獻記載的堯舜禹為代表的華夏集團與江漢三苗集團的征伐相聯系認為，在江漢地區后石家河時期文化中期，造律臺文化、王灣三期文化和新砦文化因素占據該地區主流這一現象，很可能是禹聯合伯益伐三苗的反映。后石家河時期文化晚期所發現的新砦文化因素，可能是啟率領的夏部族對伯益部族進行追剿的反映。

　　地處里下河平原的南蕩遺存，同樣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南下軌跡。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張敏認為，龍山文化王油坊類型應為上古有虞氏部族創造，其在豫東地區的突然消失意味著有虞氏的舉族遷徙和大逃亡。而南蕩遺存，則是王油坊類型在遷徙過程中的文化遺留。有虞氏部族在南蕩短暫停留后繼續南下，為之后的寧鎮皖南地區青銅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并形成了點將臺文化。南蕩遺存的發現與點將臺文化的確立，為尋求句吳文化起源，以及有虞氏與句吳的淵源，提供了翔實的證據。句吳文化始于文獻記載的“太伯奔吳”，可認為是有虞氏遷徙至寧鎮皖南地區，成為句吳族群的族源和句吳文化的發端。

　　二里頭文化對中華文明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二里頭遺址發現的玉牙璋，彰顯著這一時期夏文化的禮器和禮儀制度。在空間大尺度的物質遺存類型調查中，學者們發現了夏文化的傳播和影響。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教授鄧聰認為，自夏代晚期開始，大部分牙璋的扉牙是張嘴的龍頭及龍身的表現，可稱之為“龍牙璋”，是成熟宮廷禮儀文化的物質使者，也是中國龍的政治文化網絡形成的最早代表，可將夏龍牙璋視為東亞地區國家政治制度形成的一種物質標志。

　　夏朝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關鍵節點，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衛東認為，夏文化遺產所創造的早期王朝的一系列國家制度、政治經驗、工程技術和文明成就，對后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二里頭遺址的布局，影響了后世3000多年的中國古代城市規劃理念，歷經后世無數次繼承與革新，甚至傳承至明清時期北京城的建設。至晚到春秋時期，中華大地上的各方人群中，已經形成了對禹和夏的普遍崇拜和認同，這歸根結底源于文化上的認同。

　　發源于中原的夏文化，也反映了古代先民在人地關系中的智慧。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宋豫秦認為，夏文化地區擁有生態承載力優勢。面對全球森林生態急劇衰減、空間資源總體生態脆弱性高、人均耕地不足等問題，嵩洛地區作為生態過渡帶，具有海拔、交通、生業等優勢，而洛陽盆地具有的社會政治“制高點”地位，就是人地關系協調發展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