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州西孟莊龍山文化陶鼎 作者/供圖

　　東夷指的是史前時期生活在今天山東以及江蘇北部、安徽北部、河南東部的土著居民。他們以泰沂山區為中心，進而擴散到山東全境及其鄰近地區。在考古學出現以前，世人對其了解非常貧乏，且與神話傳說糾纏不清。20世紀30年代城子崖遺址被發掘，遺址中以黑陶為主、不同于仰韶文化的文化特征引起學界關注，揭開了海岱地區東夷史前考古的序幕。隨著傳統考古學向現代考古學的發展，考古學在地層學和陶器類型學以外，不僅要與歷史學、民族學、社會學相聯系，還要與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統計學、地球科學、農學和醫學等學科相結合，這種多學科屬性使得現代考古學有別于傳統考古學。其中，現代科技手段的運用為考古學發展提供了重要助力，有利于展現東夷的真實面貌。

　　揭示東夷人的體質特征

　　對于東夷人骨的鑒定，起步較早。20世紀30年代，李濟就對山東章丘城子崖遺址出土的人骨進行過研究，不過當時發現的人骨數量相對較少。時至今日，東夷考古已經發現有遺骨的墓葬一千多座，主要研究者有韓康信、常興照、朱泓、欒豐實等人，選取的人骨材料主要來自泰安大汶口、曲阜西夏侯、諸城呈子、兗州西吳寺、濟寧潘廟等地。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韓康信等人通過對泰安大汶口、諸城呈子等地人骨的研究，認為山東及其鄰境的東夷都屬于東亞蒙古人種，長期生活在山東境內的土著居民為同一種族，在體質學上具有連續性，并不存在人種類型的取代。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朱泓根據來自魯南和蘇北墓葬的大汶口文化遺骨的檢測結果，基本得出了相同的結論，認為大汶口文化居民在體質特征上與蒙古人種的南亞和東亞類型都比較接近，與東亞蒙古人種更為接近。由于史前時期的東夷在體質特征上屬于蒙古人種，朱泓進一步把山東、河南等地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人骨命名為“古中原類型”，反映出兩者的人種同系特征。

　　不過，自從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在同一遺址內部開始發生不同體質因素的混雜現象，這和當時不同人群的遷徙所帶來的交流融合和血緣混雜有關。日本鳥取大學岡崎健治和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欒豐實對即墨區北阡大汶口文化遺址人骨口腔病理進行的研究，揭示出北阡新石器時代中期族群具有較高的喪失齒罹患率和重度磨損率。這種現象可能與拔牙、口頰含球習俗有一定關聯，但更主要的原因則是當時嚴苛的咀嚼環境。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宋先杰、于世永通過對大汶口文化九個典型墓地的分析，認為當時平均死亡年齡不超過35歲，70%居民沒有活到壯年，其死亡原因并非戰爭而是勞累和疾病。這說明在農耕農業出現以后，當時居民的牙齒咀嚼環境和生命周期并沒有相應延長。

　　東夷的冶金和攻玉業

　　海岱地區百年考古的重要成就之一，在于確立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東龍山文化、岳石文化這一連續發展的文化譜系，分屬于新石器時代、銅石并用時代和早期青銅時代，時間延續4000多年。

　　山東龍山文化時期屬于銅石并用時代，與中原二里頭文化大體相當的岳石文化則已經進入早期青銅時代。岳石文化的遺址迄今雖已經發現300多處，但絕大多數沒有經過正式發掘。據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徐基統計，目前發現的武器、小工具類、配飾、雜項等小件器物有20多件，包括鉛青銅、錫青銅和純銅，以青銅制品居多，而鉛銅合金制品則屬于晚期青銅。在海岱地區曾經發現“東夷式”青銅重器，有鼎、戈、鬲，被認為屬于岳石文化的器物，由于這些青銅器系采集品，缺乏明確的地層關系，尚無法確證其是否屬于岳石文化的青銅制品。據北京科技大學孫淑云等人研究，在山東青島平度、煙臺福山、五蓮昌溝等地存在銅鋅或銅鋅鉛共生礦，通過原始冶煉即可產生黃銅，東夷人有意識地挑選孔雀石等，冶煉后得到紅銅和青銅。

　　東夷的玉器制造水平不如長江下游的良渚人和西遼河流域的紅山人，甚至也不如充當玉器貿易商角色的石峁人。中國的玉器制造有著8000年歷史，海岱地區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地層都曾有玉器出土，大汶口文化時期玉器數量顯著增多。目前發現的大汶口文化遺址有500多處，在王因、劉林、花廳等遺址都發現有玉器，尤其是江蘇新沂的花廳遺址出土玉器眾多，20世紀80年代的兩次發掘就出土玉器581件（組）。龍山文化時期的遺址目前已經發現1000多處，在楊家圈、西朱封、兩城鎮等遺址都有玉器發現。早在1945年，李濟就利用地礦知識對山東日照兩城鎮出土的玉斧進行觀察和測量，而大量玉質研究始于20世紀70年代。東夷玉器研究較為充分的是山東臨朐西朱封龍山文化玉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杜金鵬團隊用便攜式拉曼光譜儀對西朱封龍山文化玉器進行了測試，結果表明這些玉器多數屬于透閃石質，也有蛇紋石和其他石英巖類材質。其玉料來源較為復雜，在西朱封龍山文化遺址鄰近地區曾發現蛇紋石礦，但目前尚未發現透閃石玉礦。盡管如此，仍然不能排除有些精品玉器在當地加工和生產。當時的玉器制造已經實現專門化生產，專業化制造水平較高，海岱地區位于有著發達玉業的良渚文化與紅山文化之間，在玉器制造業方面與南北地區之間應存在技術上的交流。

大汶口文化彩陶豆 作者/供圖

　　從氣候環境看東夷生業經濟

　　史前時期東夷生活地區的氣候比今天要溫暖濕潤，據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靳桂云等人研究，當時海岱地區分布的是以櫟屬為主的闊葉林和以松屬為主的針葉樹，林下分布有山楂、葡萄等野生灌木。由于暖濕氣候的原因，從北辛文化時期就已經種植的水稻的分布區域不斷擴展，盡管在山東的日照兩城鎮、煙臺照格莊、茌平教場鋪、膠州趙家莊和鄒平丁公龍山文化遺址中都發現了水稻的種植痕跡，但水稻并沒有取代粟成為最主要的糧食作物。在糧食作物種植上，東夷和華夏集團有著一致性，發現的植物種子主要有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麥。北方旱作農業的經營方式，使得粟成為種植最普遍的糧食作物。不過，水稻也不是南方先民的專屬，北方同樣存在一定數量的水稻種植，即便在氣候惡化的岳石文化時期，依然發現了11處種植水稻的遺址。值得注意的是，與東夷文化較小的水稻種植面積不同，中原地區二里頭文化一期時水稻占比83.2%。對于二里頭遺址的這種“意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趙志軍、劉昶認為與二里頭遺址的異常種植有關，也有可能與當時的土貢制度有關，僅僅反映了都城所在地的糧食消費情況。

　　在東夷文化的發展進程中，有的研究者認為岳石文化時期存在一段時期內的文明倒退，并把其原因歸于氣候的變化。據陜西師范大學旅游與環境學院龐獎勵等人的研究，全新世大暖期的氣候變化較大，在絕對年代11500年到8500年，氣候開始變暖；絕對年代8500年到3100年，為全新世暖濕期；晚期絕對年代3100年后，其中的大暖期發生了三次寒冷事件。全新世大暖期分別對應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其中前兩次寒冷事件對文化的發展作用較小，距今4000年的氣候變冷、大量風沙使得龍山時期人們的生存環境明顯惡化，稻作農業受到影響，人地矛盾突出，龍山文化被岳石文化所取代。

　　中國科學院施雅風等人的研究觀點不同于氣候變冷導致東方文明衰落的推斷，他們根據全新世孢粉及其他古植物、古動物、古土壤、古湖泊、海岸線變化等研究資料，認為中國全新世大暖期的時間為距今8500年到3000年間，延續時間長達5500年，其間有多次氣候波動。距今7200年到6000年為穩定的暖濕階段，相當于仰韶文化的繁榮期；距今6000年到5000年，氣候波動劇烈，影響到文化發展；距今5000年到3000年，氣候明顯改善，文化遺址數量增多；距今4000年時氣候又一度惡化，出現了大洪水。

　　施雅風等學者并不否認距今4000年出現的氣候惡化，只不過認為這次氣候惡化并不是全域性的，東部地區仍然屬于暖濕期，龍山文化結束的真正原因是大洪水事件。這種觀點顯然更為合理，距今4000年的氣候突變對海岱地區的影響，主要局限在泰沂山地以北地區，氣溫降低大約3—5℃，僅僅是一些喜歡暖濕環境的農作物的種植受到影響，并沒有導致海岱地區文明的普遍衰退。

　　對于岳石文化時期陶器制造的粗放特征，不應看作生產力衰退的反映，更有可能是青銅禮器帶來的影響。欒豐實指出岳石文化的社會經濟和生產力水平比其前身龍山文化有大幅度提高，岳石文化個別部門的衰落與新產業的產生和人們的習尚密切相關。岳石文化時期和龍山文化時期一樣，是一個廣泛筑城建邑的時代，而岳石文化至今缺乏王者等級大墓的發現，這顯然是不正常的。在夷夏東西對峙的時代，東夷使夏人止步于河南開封杞縣一帶，甚或還出現了后羿代夏的政治事件，其社會動員能力應不低于夏王朝，而岳石文化大型墓葬有待考古學者新的發現，二者之間尚缺乏一次意料之中的“偶遇”。

　　史前東夷文化時期，主要飼養豬、狗、牛、羊、馬、雞等動物，豬和狗馴化較早，已經見于后李文化，大汶口文化時期黃牛在魯中南地區已經出現，龍山文化時期的魯北也發現有黃牛。水牛、羊、雞在龍山時代尚未實現家養，家養動物中豬和黃牛是主要的肉食來源，漁獵長期作為肉食的重要補充，而膠東地區海生貝類在肉食中占比也較為突出。據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蔡大偉等人的研究，綿羊由伊朗傳入，家馬的來源則既有本土馴化的因素，也有外來家馬基因流入的影響，這說明當時存在著較為活躍的不同族群間交流活動。

　　時至今日，考古學科已經成為以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為目的、廣泛采用自然科學等相關學科研究方法與技術的學科，科技考古的運用成為衡量考古學研究水平的重要標尺。田野考古與科技考古相結合，有助于還原東夷的族群起源、遷徙和不同族群之間的交流融合，為全面了解東夷文明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科學依據。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晚期，東夷社會已經復雜化，因此，運用多學科手段推動東夷文化研究走向深入，對于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有著重要意義。

　?。ㄗ髡呦盗某谴髮W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教授、中國先秦史學會東夷文化研究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