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史系統中,夏代是中國第一個王朝。禹會涂山、啟伐有扈、后羿代夏、少康中興、孔甲亂政、商湯伐桀等發生在夏時期的事件,在早期典籍中皆有記載,且為世人熟知。然而近代以來,部分中外學者提出了“夏代否定論”,他們認為中國歷史上不存在夏代。夏代是否存在?有關這一問題的討論已有百年時間。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夏代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左右。但部分學者認為夏代的記載只存在于晚出文獻中,沒有與之相應的夏代文字作為證據,夏代的真實性難以確切考證。近年來,隨著考古發現、圖像材料和出土文獻的日漸豐富,我們具備了反駁“夏代否定論”的條件。
“夏代否定論”始末
夏朝歷經十四代,共計十七位君主,統治時間長達四五百年。這一古史觀在中國古代被視為信史,無人質疑。19世紀末20世紀初,夏代的真實性受到一些學者質疑。1895年,法國學者沙畹認為堯舜和夏族先祖禹是后人偽造的。一些日本學者也持此觀點,如白鳥庫吉稱堯、舜、禹是由春秋戰國之后的儒家學者偽造的。1908年,德國漢學家夏德在《中國古代史》一書中不僅否定了夏,還認為周以前的古史都不可信。夏德的觀點影響了胡適。20世紀20年代,胡適提出“東周以上無史”的論斷,進一步對中國的古史系統提出了挑戰。隨著“古史辨”運動的開展,顧頡剛、楊寬、陳夢家等曾得出大禹是神話人物、夏史是神話、夏史是從商史中分化出來的等觀點。面對國內外學者的質疑,進一步探索夏代史,就具有重要意義。
針對“夏代否定論”,中國學者針鋒相對,展開了一系列反駁。一些學者主動尋找“夏墟”,開始正面回應“夏代否定論”。1959年,徐旭生在豫西調查“夏墟”時發現了二里頭遺址。二里頭遺址位于河南偃師的伊水和洛水之間,其時空定位與古籍記載的夏王朝相符。二里頭遺址的發現,對研究夏代的文明起源、王朝興廢、王都建設等重大問題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在二里頭遺址發現六十余年來,其作為夏代中晚期都城遺址的觀點,得到了大多數學者的認可。在此基礎上,學術界傾向于將夏代視作真實存在過的王朝。但這一觀點因缺乏考古出土的文字證據而引來了新一輪的爭論,并延續至今。1990年,俄羅斯學者劉克甫在《夏國家:現實或神話》中認為夏史是后人偽托的神話,夏代不是現實。1991年,美國學者艾蘭也論證了“夏代神話說”的觀點。1999年,西方漢學家魯惟一、夏含夷主編的《劍橋中國上古史》出版,其中仍將商視作中國的第一個王朝。在新的時期,這些論點需要我們反思并回應。
從早期書寫中尋找證據
早期書寫中有豐富的關于夏代的記載,這些材料是夏代作為中國早期王朝的重要證據?!渡袝贰吨駮o年》等傳世文獻中記載了夏代帝王世系及其他重要歷史事件?!秶Z》《左傳》有諸多引自《夏書》《夏訓》等早期文獻的材料。漢代,司馬遷在《史記·夏本紀》中對夏史做了專論。早期經典表明,夏代是中國公認的第一王朝。此外,《左傳》定公四年記載有“夏墟”,《逸周書·度邑解》也稱:“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蔽墨I中的“殷墟”以及商王世系已被考古發現證實。因此,“夏墟”亦當有其歷史淵源。
除了傳世文獻,大量出土文獻為今人重新認識夏王朝提供了多元證據。
其一,出土戰國簡帛中有與夏史相關的內容。目前發布的清華簡中涉及夏代的文獻有《尹至》《尹誥》《說命》《厚父》《參不韋》等?!兑痢贰兑a》記載了夏末伊尹間夏、與湯謀夏之事,其中“惟尹既及湯咸有一德,尹念天之敗西邑夏”,與《尚書·太甲上》“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以及《禮記·緇衣》“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所記大體相同?!墩f命》有“故我先王滅夏”句,是商王武丁對成湯滅夏功績的敘述?!逗窀浮氛劦接?、啟、桀等夏王?!秴⒉豁f》中也有鯀、禹、啟之事。上博簡《容成氏》載“啟王天下十有六世而桀作”,明確記載了夏代在大禹之后有十六位君主,與傳世文獻一致。長沙子彈庫出土帛書中也談到了禹。以上戰國文本的記載,說明時人對夏的認識由來已久。
其二,春秋時期制作的青銅器上有關于夏和禹的銘文。叔夷鐘為齊靈公時的器物,其上銘文曰:“敷受天命,翦伐夏后……咸有九州,處禹之緒?!鼻毓榇呵飼r的秦器,銘文云:“丕顯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跡,十又二公,在帝之坯……虩事蠻夏?!绷d加鐘是2019年在湖北隨州新出土的青銅器,其銘文載:“伯括受命,帥禹之緒?!边@些材料與《詩經·商頌·長發》中的“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如出一轍。這說明,禹為夏先祖至遲在春秋時就是廣為流傳的說法。東方的齊國、西方的秦國以及南方的楚國都流傳著夏人先祖大禹的傳說。
其三,西周中期的遂公盨銘文涉及大禹治水之事,銘文曰:“天命禹敷土,墮山濬川?!边@與出土文獻以及《禹貢》等傳世文獻的記載一致。李學勤據此說,遂公盨提供了大禹治水傳說的最早證據。
其四,商代的甲骨文中不見夏,但有“西邑”。參考傳世文獻,可知夏也被稱為西邑夏。胡厚宣將卜辭中的西邑與西邑夏相聯系。李學勤結合清華簡指出西邑夏和卜辭中的西邑都指代夏。關于卜辭中用“西邑”代替“夏”的原因,有學者認為是由于商人對夏的刻意遮蔽。無論如何,這些考察均說明商人對夏有充分的認識。
龍和禹:考古發現的早期圖像
學者否定夏代真實性的一個核心問題是沒有發現夏代的文字。對此問題,我們可以說,鑒于中國文字是在象形基礎上發展而來,在尚未發現夏代文字之時,圖像可以作為參照證據。
二里頭遺址中發現了夏代的圖像,其中有龍圖像。年代更早的河南新砦遺址中也出土了龍紋圖像,與二里頭綠松石龍具有一致的造型。這些圖像證明對龍的崇拜在夏代就已存在,這是二里頭及新砦遺址可能與夏族具有關聯的真實寫照。
夏族與龍的關聯在早期文獻中多有展現?!稓w藏·啟筮》稱:“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為黃龍?!薄渡胶=洝ず冉洝份d:“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鯀腹生禹?!蔽墨I表明禹和龍具有共通性?!渡胶=洝ご蠡奈鹘洝吩唬骸坝腥绥韮汕嗌?,乘兩龍,名曰夏后開?!毕暮箝_即大禹的兒子啟,這一文獻是說夏啟珥蛇乘龍之事。此外,《列子·黃帝篇》載:“夏后氏蛇身人面?!薄妒酚洝し舛U書》稱:“夏得木德,青龍止于郊?!敝T如此類文獻,都是早期典籍對二里頭綠松石龍和新砦龍形圖像的最佳注釋。這些記載說明,龍是夏代先祖的象征、是大禹的象征、是后人對大禹治水這一事件的圖像表達。由此來看,在夏代的文字發現之前,在夏代時空范圍內制作的新砦龍和二里頭龍圖像,無疑是實證夏王朝甚至夏王室曾于河洛地區活動的重要物證。
通過考察傳世文獻、出土文獻、考古遺址以及夏時期的圖像資料,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出,一些學者否定夏代的觀點是很難成立的。從夏代制作的龍圖像看,夏王朝的臣民對其歷史的敘事由來已久。商代卜辭、兩周銘文及簡帛文獻表明先秦時人對夏代有著堅信不疑的認識,他們確信商代之前有夏,且大禹是夏之先祖。盡管在傳世文獻中或許存在著后人編寫纂入的文本,但我們沒有理由質疑《山海經》《尚書》《詩經》《史記》等早期經典以及出土文獻中關于夏代的記載絲毫沒有歷史的真實性。鄒衡先生曾說:“夏文化不是沒有發現,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認它?!睍r至今日,中國的學術界應該充滿信心,有理有據地揭開華夏第一王朝的神秘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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