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近一百年時間里，日本學界對絲綢之路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推出了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在今天仍具有積極意義與不朽價值。日本絲綢之路研究考證精詳，觀點敏銳獨特，尤其出版大量的相關著作構成的完備的知識體系，值得我們認真總結、研究與借鑒。絲綢之路上的東西方互動與共進，是東亞史和東方歷史的書寫內容，也是整個人類文明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今天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總結人類交流互動的經驗。對這一百年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予以新的概括與總結，不僅是我國東亞史學科建設的需要，也是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提供有益的理論支持。

　　關鍵詞：日本；百年絲綢之路研究；歷史經驗；學術總結

    作者簡介：陳奉林，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在世界研究東方絲綢之路有成就的幾個國家中，日本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國家，不僅推出了許多有影響的著作，更為重要的是開展絲綢之路研究的歷史比較早，到現在為止大體上也有近一百年的歷史了。日本早期的絲綢之路研究屬于東方學的范疇，考證之精詳，研究之深入，在國際東方學領域極為罕見。日本的絲路研究涉及的內容繁多，涉及面廣，除了少數研究者為國內所熟悉外，還有許多的學者不為國內所知，他們同樣寫出了既有深度、又有廣度的著作。對日本近百年的絲綢之路研究的曲折歷程作一個系統性總結，不僅是東亞史學科建設的需要，也是通過日本反觀我們自己如何研究海陸絲綢之路的需要，可以獲得溫故知新的啟示。

　　一、日本絲綢之路研究的幾個重要時期

　　日本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對絲綢之路研究有重要成就的國家，無論對陸上絲綢之路還是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都留下了可圈可點的成果。日本對絲綢之路研究至少從20世紀第一個十年就已經開始，如果從這個時期算起至今已經有近一百年歷史了。這是一個漫長的充滿曲折的發展過程。在這一百年當中，日本學界對絲綢之路所有重要方面幾乎都有專題研究，已經進入全面總結與成熟階段。對于這一百年的學術史，我國學者至今還沒有作一次系統的總結和梳理，推出的一些研究成果只是階段性的初步總結。從明治到大正時期，西方的歷史學、社會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傳入日本，推動了日本的學術研究，掀起研究周邊國家歷史與文化的熱潮。迄今為止，我們無法具體統計出日本出版了多少相關著作，但是根據我目前所接觸到的日文材料可以大體估量出這些成就已經構成日本較為龐大而完備的知識體系，可視為其東方學的深厚基礎。根據其發展的過程，可以將日本的絲綢之路研究劃分幾個不同的歷史時期。

　?。ㄒ唬鹎皶r期 在戰前的幾十年中，日本在東西方交通史研究上取得的成就巨大。日本的學術界是把東方學納入東洋學范疇來研究的，或者說是把二者視為同一個概念，即都是以亞洲各地人文科學領域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問。從大的范疇來說，絲綢之路研究屬于東西方交通史的范疇，而東西方交通史又屬于東方學的范疇。長期以來日本處于東亞的角落，對外交往的國家相對有限，本身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外交往、吸收的程度，因此對外關系中的交往、交流特別受到重視，不斷引起不同時期探索者的濃厚興趣。對于日本來說，研究東西方交通不僅僅是學術問題，同時也是為國家現實需要尋找生存發展的出路，從學術的角度關注社會生活，從歷史遺產中尋找社會進步的力量。絲綢之路的歷史經驗給日本重新思考東亞文化的社會功能提供了啟示。

　　在戰前的一批絲綢之路研究者隊伍中，涌現出幾位成就卓著者。從他們研究的內容來看，有些著作與海陸絲綢之路上的東西方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交流有直接關系，有的間接有關，涉及經濟、文化、海陸貿易、國家關系、使者往還、敦煌考古以及早期民族與移民等等。白鳥庫吉（1865—1942）主要關注陸上的朝鮮史、北方民族史、西域史以及東西方交流互動研究，掌握英、法、俄、匈牙利、土耳其、朝鮮、滿、蒙古等多種語言，對西方東方學著作無不寓目。他在著名的《康居粟特考》中考察粟特人與中國曹魏通使朝貢情況，從435年至497年曾9次遣使魏廷。粟特人的東來就是通過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從事商業貿易活動的。絲綢之路是一條國際交通大動脈與開放的貿易網絡，貿易的利爪把中國與世界緊緊聯系在一起。

　　藤田豐八（1869—1929）的主要史學貢獻，在于古代西域史與南海史研究，確立了他在日本史壇獨樹一幟的學術地位。在他為數眾多的著作當中，以《西域研究》、《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宋代之市舶司與市舶條例》寫得最有聲色。他詳細考察紅藍、石榴、葡萄、胡桃傳入中國的情況，認為這些物種傳入中國在晉代以前殆無疑義。中國的許多物種、音樂、舞蹈、體育、文化來自西域諸國，它們已經融入了中國的社會生活；在南方通商口岸的貿易管理方面，藤田的著作中也有許多的介紹，可以看到當時的情況：“凡海舶自海外至（廣府）者，政府之代理官命其呈交舶貨，將所得之舶貨封藏于特定之倉庫中。其存放期限至最終之海舶到達為止，約有六個月之久，至六個月之后，政府抽取其各貨十分之三，其余仍返還原主?！碧扑我詠?，中國對外交流的國家東起日本列島、朝鮮半島、南洋各國，西至印度洋沿岸各國、波斯灣、歐洲以及非洲東部的廣大地區，對外貿易的觸角已經伸向世界，具有開放的特征與宏大氣魄。除了專著之外，藤田還有許多涉及東西交通與絲綢之路的論文，構成他豐富多彩的研究系列，如《前漢西南海上交通記錄》、《作為宋元時代海港的杭州》、《琉球人南洋通商的最古記錄》、《葡萄牙人占據澳門前的諸問題》、《關于宋代輸入的日本貨物》等等。

　　桑原騭藏（1870—1931）是藤田豐八同一時代的人，東洋史京都學派的大師，被稱為日本史學界的另類，寫出多部有影響的著作。其犖犖大端者即有：《唐宋貿易港研究》、《蒲壽庚考》、《唐宋元時代中西通商史》、《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等等。他看到阿拉伯人大舉東來與中國交通貿易的情況：“阿拉伯人之與中國通商，雖屢經盛衰，而自唐經五代以至于宋，連綿繼續，未曾中輟。有宋一代，其盛遂極?！碧扑我詠?，由于國家重視海外貿易，經濟發展，中國東南沿海出現了廣州、泉州、杭州、明州等商業化城市，它們在中外交流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澳纤我淮?，政府因欲增庫入，屢獎勸外番通商，泉州貿易遂年盛一年，與廣州頡頏不相上下?！痹谏Ｔs藏的視野下，這些城市富有朝氣和活力，氣象不凡，不論從東方到西方還是從西方來到東方的船客都從這里歇腳，休整交易，采購商品后踏上回程的航路。

　　桑原是較早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開拓者。他在著作中向人展示的中國對外交往幾乎是全方位的、立體的。中國向外輸出絲綢、瓷器、金、銀、銅錢，從國外輸入香藥、珠寶、象牙和犀角，文化和貿易蓬勃發展，商業和城市欣欣向榮，城市商人參與并推動精神文化發展，以至出現“貿易既盛，錢貨遂湧湧外溢”的情況。宋代的銅錢使用十分廣泛，流通范圍大體東起日本西至伊斯蘭教國的廣大地區。貨幣的使用規模代表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與經濟力量的影響程度和開放程度。以經濟力的視角來解釋歷史可能比單純地以文化視角來解釋東方歷史更為有力，更能觸及到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唐宋時代，阿拉伯商人大舉東來，因有利可圖，積極從事對華貿易。據說，阿拉伯商船入港后中國朝廷就派宦官以高于市場的價格購買其商品，阿拉伯商人希望與朝廷進行貿易活動。

　　在近代以前，從事東西方貿易和運輸的是大型帆船，運輸能力的提高得益于造船和導航技術進步。唐代中國南方地區已經造出可載六、七百人的大船，從事著南海到印度洋、波斯灣及紅海沿岸各國的遠洋貿易。近代以前的遠洋貿易是由大型帆船完成的，船體過小無法抗擊海上的狂風巨浪，更無法進行遠距離長時間航行。唐代出現遠洋運輸繁榮，固然與唐朝經濟發展、國力強盛有關，同時也與阿拉伯帝國的興起有關。阿拉伯帝國在造船和航海方面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被稱為航海的民族，與中國有著政治、經濟、文化與外交上的密切聯系。宋代是中國造船技術取得重大進步的時代，“南洋貿易船自法顯后，代有進步，載量日增，設備日周，航術日精。降至宋元，益臻其極?！苯洕陌l展，對外交往的活躍，國家的重視，對于促進造船業發展極為有利。日本戰前絲綢之路研究屬于東方學的范疇，他們試圖借鑒中國的歷史為日本提供一些有益的經驗，甚少從學術而言可以成為其有建樹的文化領域。

　?。ǘ鸷蟮?0年代 戰后初期由于國內經濟狀況所限及特殊的國際政治環境，日本學界對絲綢之路的研究出現了停頓狀態，50年代中期以后情況出現了好轉。長期以來，日本以中國為主要的學習和研究對象，具有悠久的漢學傳統與良好的學術積累，加之戰后西方理論與方法的采用，因此在東亞史、東西方交流史研究上又有新的進展。日本學者認為：“東方學可以說是代表日本的一個學問?！比毡緦W界對絲路研究的繼續和擴大，已經從東西方交通的廣泛概念逐漸發展成為“陶瓷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等更為具體的概念?！昂Ｉ辖z綢之路”這一概念最早是由三杉隆敏在《探尋海上絲綢之路》中提出的，后來這個概念很快在國際上廣泛使用。三杉隆敏對海上絲綢之路進行了創造性的探索，取得了令國際學界嘆服的學術成就。

　　六七十年代，在日本眾多的絲路研究者隊伍中應該提到的有松田壽男、平山郁夫、井上靖、鈴木治等人。1974年，鈴木治著成《歐亞東西交涉史論考》。這部著作的最大特色，是從東西方交流的角度看待陸上絲綢之路的，開宗明義地指出：“絲綢之路問題在本質上就是東西交流?！痹摃鴮畔ＥD的絲綢、野蠶與家蠶、絲綢與亞歷山大東侵以及中國絲綢外銷的四個通道都有詳細的考察，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東西方交通與貿易的認識，讓我們真實地看到開辟這一通道異常的艱辛與曲折，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進行著文明的交流交匯，為東西方物質與精神生活增添了多樣性。作者是這樣記述絲綢之路起源的：“希臘絲綢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紀，東西絲綢之路的開發與一般的說法相反，遠在公元前2世紀張騫通使西域之前。絲路問題與地理的、歷史的、技術的關聯極為廣泛?！遍L澤和俊把自太古以來，聯結亞洲、歐洲及北非的交通路線總稱為絲綢之路。在今天看來，它仍然富有強大的生命力。

　?。ㄈ┥蟼€世紀80年代以后，絲綢之路研究出現了繁榮 經過長期的學術積累，到1980年代日本國內出現了絲綢之路研究的繁榮局面，無論從推出的研究成果數量，還是關注的重點方面都較以前有新的發展，尤其在古代東亞海域交流研究上的成就更為突出。80年代的研究更加具體細化，凡是有關絲綢、瓷器制品的生產、材質、花紋、染織、交易、技術與管理等都在他們的研究之內，絲綢上的圖案有蟒、飛魚、斗牛、鳳凰、仙鶴、孔雀、麒麟、獬豸、鳥雀等。這些中國染織品在世界具有極高的水準，作為交易品輸出到國外的歷史悠久，形成明確的東西方交流史。不僅如此，他們還詳細考察中國瓷器上印制的精美圖案，包括梅、菊、蘭、蓮、牡丹、仙桃、牽牛、靈芝、山石、玉兔、如意等。絲綢之路有其具體的特定的歷史內涵，是指存在于東方歷史上的以絲綢、瓷器等商品為主要貿易內容的商路與交通線，后來不斷向文化、外交、交通等領域拓展延伸，形成東方歷史上的獨特景象，歐洲人東來也利用了這條商路，逐漸做大做強，改變了傳統的東西方貿易關系格局，最終使這條貿易商路從屬于西方近代資本主義市場。

　　80年代以后之所以出現絲綢之路研究的繁榮，與中日建交以來兩國關系不斷擴展加深有直接關系，也與日本國內媒體的大力宣傳介紹有直接關系。1972年9月中日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實現兩國關系正?；?，便利了經濟、文化、科技、體育交流；中國巨大的市場吸引日本對華投資、合作、留學與旅游觀光。中國改革開放對中日關系是一個有力促進，有許多學者來到中國內地和西北地區進行實地考察，重走絲綢之路，尋找過去一度輝煌的歷史。絲綢之路的偉大生命力孕育在悠久深厚的東方文化沃土之中，越來越凸顯出其強大的文化影響力與穿透力。

　　二、日本絲綢之路研究的主要成就

　　日本在海陸絲綢之路（包括草原絲綢之路）研究上的成就頗多。從總體上看，日本學者所從事的絕不是一般性的收集、整理、加工材料工作，而是以學術為媒介、以社會重大需求為導向對海陸絲綢之路功能、作用的闡釋與思考，對重大歷史問題的分析與把握，分析的眼光已經超越東亞角落而具有了世界眼光，從而把治史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他們對絲綢之路懷有摯熱的感情，甚至提出奈良東大寺的正倉院是絲綢之路東部終點的觀點。具體說來，它有幾個重大成就：

　　第一，構建了嚴謹、縝密的絲路研究的知識體系。日本絲綢之路研究涉及的內容極其廣泛，舉凡歷史、文化、哲學、思想、宗教、考古、繪畫、藝術等都在研究之列，基本上屬于實證東方學和理論東方學的范疇。在東方學的大背景下，他們分門別類地開展了研究，有的長于海上東西交通研究，有的熱衷于貿易港研究，有的在北方歐亞大陸互動或沙海洞窟、竹簡帛書中發現了學問，做出了成就。從出版的大量著作來看，他們已經建立起完整的知識譜系，范圍之廣闊，體系之完整，實為國際學術所罕見。例如藤田豐八的研究領域涉及中國歷史、哲學、文學、教育、儒學、佛教、道教、外交、地理以及東西方關系等，像他這樣古今結合、東西兼治的學者在日本并不在少數。從推出的既有成果來看，絲綢之路研究確系一個多學科的學問，單一的學科是根本無法從事這一艱巨課題研究的，即使是在戰爭的年代，日本也有學者深入中亞和中國西北收集實物和藏書資料，加以整理、考訂與出版，從而在學術上建立起完整的知識體系。

　　日本的絲路研究有明顯的區域史研究的色彩。桑原騭藏在唐宋貿易港研究上的成就卓犖，明顯地帶有總結歷史經驗的味道。從這些研究中的南海交通史、東西交通史、海洋文明史等等可以構建成一個較為完整的經濟文化交流譜系。海陸絲綢之路研究的重點是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是對中國與世界互動歷史經驗的總結。到了唐代，由于國家統一，社會穩定，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的交往更加直接頻繁?！疤拼惺酪院?，大食人（即回教徒）盛向中國南部諸港通商?！薄爸袊拼c摩訶末教國（大食）間之海上通商，曾盛極一時?！边M入宋代，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南方各地與國外市場聯系更為方便直接，據說宋代出口的海上交易品被稱為“海洋的賜物”。不僅如此，中國陶瓷商品還給予了這些接受陶瓷國家的生產工藝技術以刺激和影響。

　　第二，把絲綢之路研究納入東西交通史范疇，大大豐富了東西方交通史內容。日本學界關于東西交通史的一些觀點值得重視和參考。長澤和俊主張絲綢之路研究與東西交通史、中亞史相結合，其核心是絲綢之路研究。三上次男把陶瓷貿易看作是古代中西貿易的象征，指出：“這些從國外發現的中國陶瓷，無疑是通過貿易得來的，是中國政府贈給外國國王和貴人的禮物，盡管數量有限，但卻是貿易的一種形態?！陛^早研究東西交通史的藤田豐八在《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中詳細考察了中國與印度洋地區交通貿易的情況，中國與印度洋、波斯灣以及非洲東部地區的交通交往基本上是按著海上絲綢之路航線進行的。他在《宋代之市舶司與市舶條例》中明確記述廣州、泉州與各國的貿易活動，泉州貿易繁榮興盛，到福建的船只來自世界各國，交易的商品種類繁多，包括珍珠、象牙、犀角、瑪瑙、乳香、珊瑚、琉璃、玳瑁等。

　　日本學界雖然沒有最早提出“絲綢之路”這一概念，但他們所進行的東西交通史研究基本上都與海陸絲綢之路有關，這也是他們最為擅長的領域，取得的成就最大?！敖z綢之路”這個概念對日本來說是個舶來品，是譯自西方的詞匯。如果把絲綢之路加以細分的話，東西交通史基本上涵蓋了陸路絲綢之路（包括綠洲之路和橫貫中亞的草原之路）以及經由東南亞到印度和西亞的海上絲綢之路兩大部分。正因為日本在這方面取得了成就，所以他們自詡為“資料在中國，研究在日本”。其意是說，中國有資料卻無人研究，要研究還得靠日本人。我們并不認同這種說法，但我們承認他們為此做出的學術成就。絲綢之路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學問，不僅涉及內容特別的廣泛，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涉及的內容都與國家的社會生活息息相關。

　　第三，確立了海陸絲綢之路研究的時間與空間范圍。學術研究首先是明確概念與內涵，確立研究對象的時間與空間，籠而統之或大而化之歷來是學術研究之大忌。日本學界秉持了這一治史原則。他們嚴格地使用中國古籍材料，把海上和陸上絲綢之路開辟的時間確定為公元前2世紀，下限結束于近代歐洲人東來后對東方傳統貿易航路的破壞與壟斷，從時間上說大體結束于19世紀中期以后。16世紀初葡萄牙人來到東南亞，此后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又聯翩而至，與中國、印度和南洋各國競爭。東方的近代史是從海洋開始的，國家發展被卷入西方殖民主義的急劇擴張當中。葡萄牙人從東方商人手中奪取了貿易權，歐洲各國在東亞各地建立商館，從事商業貿易。近世以降，歐洲人侵略亞洲，獨占了海上貿易的舞臺。在此后的二三百年時間里，它們逐漸變強，壟斷了東方貿易，徹底扭轉了東西方貿易格局，使東方貿易徹底從屬于西方。

　　日本學界的視野相當開闊。他們的眼光已經不再局限于東亞一隅而真正地轉向了世界，具有了世界史眼光，在使用“絲綢之路”一詞時更多地指向亞洲和歐洲交通的總稱，僅僅使用狹義的概念是遠遠不夠的。他們提出了“世界史中的東西交流”問題。這個問題可能不是日本學界首先提出的，但是這個問題意識卻始終在他們的研究中得到了認真而徹底的貫徹，日本學者指出：“確實，從公元前后歐亞規模的東西交流明顯地出現在世界的舞臺上?！睆膹V義而言，在亞洲和歐洲的交通上，有陸上通道和海上通道，陸上通道又分草原通道和綠洲通道。正是在這條交通線上，絲綢、漆器、瓷器被運往西域地區，從西域輸入葡萄、馬匹、西瓜、酒、玻璃器皿和寶石。在遠東的東亞海域，中國的瓷器通過海上交通輸往琉球，從福州運往那霸的瓷器多達數千件到數萬件，從廈門輸往新加坡的達到66萬余件。奈良正倉院珍藏的佛具、服飾、飲食器具、樂器、兵器、藥物、書籍、繪畫等有9000種之多，可以說是匯集了當時世界文化、絲綢之路文化的精粹。在絲綢之路的東端終點確認上，日本學界提出的日本奈良是絲綢之路從長安到東方的支線的觀點很有啟發意義，向東擴展了絲綢之路的海上范圍。

　　日本學者研究征引廣泛，最大限度地使用東西方古史材料。他們強調占有材料的重要性，不滿足于既有的古籍材料的記載，把注意力轉向不斷開掘新的材料。在他們看來，進入宋代以后海上交通更為重要，阿拉伯人利用這條海上航路大舉東來，從事貿易活動，海上貿易占據了對外貿易的主流。從研究的動向上看，他們已經展現出來一個新的特征，即由厚古轉向了究今，由從考史、證史轉向了修史，體現出社會變革與發展時代史學研究的真正意義。

　　第四，在各個分支領域都有某種程度的進展，反映整體研究的水平與動向。在長達一百年的歷史研究當中，絲綢之路作為學術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每個時期都有重要的成果出現，關注的領域幾乎涉及經濟、文化、科技、交通、外交、外貿、移民等諸多方面，確實顯示出研究的興盛與繁榮。如果把這些內容連綴起來，就可以看到海上和陸上交通貿易的總體畫面，看到當時社會的總體特征。在歐亞大陸的陸上絲綢之路和連接中國、朝鮮、日本、南洋各國、印度洋以及波斯灣地區的海上絲綢之路上，東方傳統的絲綢、陶瓷、香料、蘇木等大量輸出，也有域外商品的大量輸入，它們由淺及深、由小到大融入我們生活的所有方面，大大豐富了東方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也給東方社會帶來了巨變。

　　日本學者關注東西方交流下的社會變遷問題。與區域間貿易和人員往來相伴隨的是各民族、國家間孤立封閉的狀態被初步打破。在海上絲綢之路的東端，中國的茶葉、紙張、瓷器輸入到朝鮮、琉球和日本。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朝貢貿易當中，朝貢國的來華貿易是享受免稅特權的，琉球國利用這個特權從清朝購入了多種物品，其中就有瓷器。平安前期和中期，日本輸入的瓷器主要有浙江越州窯的青瓷，湖南長沙（銅官）窯的青瓷和河北邢州窯的白瓷。遣唐使與留學生從中國帶回日本國內沒有的知識、情報與技術，建立了國家安定的體制與文化。從宏觀方面來說，他們關注中國、日本、東南亞以及歐亞大陸上各國社會發生的重大變化，三上次男在給三杉隆敏的著作《探尋海上絲綢之路》一書寫的序言中說：“這條陸路，實際上是貫穿古代、中世和近世連結東西方的紐帶，在世界發展歷史上的作用是重大的?！眱H從物種交流而言，由于美洲、西域、南亞物種的大量引進，不僅豐富了中國、日本、東南亞各國的物質生活，而且對于人口增長有著直接的促進作用。在宋朝國都開封，社會經濟發展，大眾生活富足從容，城內各處經銷真珠、香料、絲綢織品，商鋪林立，晝夜兼營，劇場有戲劇、曲藝等各種演出，呈現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景象。

　　中國社會對來華貿易的各國商人表現出了相當程度的寬容，給他們劃定的居住區稱為“蕃坊”，設有專人管理。在廣州、泉州、揚州等貿易港居住的來自阿拉伯和波斯灣沿岸國家的外國商人就有數千人以上。根據桑原騭藏的研究，“宋代獎勵互市，故僑蕃甚蒙優遇?？v有非法行為，每置不問。其同類相犯者，唐代多聽以本國法律處置，華官不加干涉?！彼未吹缴虡I貿易對于國家致富致強的巨大作用，因此對來華的外國商人表現出了更多的包容與寬大：“蕃漢之間有犯罪事，茍非重大之件，亦聽以彼等法律處分?！比毡緦W者的研究具體而微，利用成書于一世紀的希臘古史材料《厄立特里亞海航行記》詳細統計出非洲東岸諸港、阿拉伯諸港、印度東西海岸各港口進出口的商品種類，這些來自國際市場上的商品主要有亞麻布、手斧、短刀、銅制飲器、錫、鐵、蔗糖、稻米、棉布、珊瑚、乳香、檀木、雞冠石、染料等等，幾乎涉及東西方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歷史的內容是具體的，從既有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這些內容與其他研究明顯不同。

　　總之，根據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到歷史上的海陸絲綢之路在東方歷史上的獨特貢獻與作用，成為東方歷史上的一道風景，無疑在推動著東方社會不斷向前邁進。歷史發展的動力來自政治的、經濟的和科技的各個方面，對外交往與交流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這符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基本觀點。如果把社會進步的動力僅僅理解為技術的或制度的進步是遠遠不夠的，這不符合歷史的實際情況，因為社會發展是一個整體演進的過程，單一方面的發展是不能說明問題的，同時也無法解釋為什么較早開放地區的發展程度始終高于那些較晚開放且相對封閉的地區的問題。

　　三、對日本絲綢之路研究經驗的基本總結

　　對近百年來日本絲綢之路研究經驗的基本總結，有助于我們從總體上把握日本學術思想的發展行程、規律與特征。日本的學術研究對我國影響很大，特別是研究中國的一些著作成為我們反觀自己研究的參考書。我們學者在談到日本學術對我國的影響時寫道：“一方面，它們大都充分利用了豐富的中國古代歷史文獻進行精深的文本分析，體現出作者的漢學水平和深厚的古文獻根基；但另一方面，從總體的研究方法上卻與傳統的中國學術大相徑庭，作者已經不再像二十四史的史家那樣仍舊站在中原王朝正統史觀的立場來觀察所謂‘四夷’，進行粗線條的描述，而是以西方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全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對研究對象從歷史語言、地理環境、社會組織結構、人群遷移流動、對外文化交流等不同的層面和角度加以剖析，從而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學術新格局?！痹诮话倌陼r間里，日本的絲路研究已經取得了重大成就與突破，不僅出版了一批有影響的著作，翻譯了國外的著作和原始文獻，更為重要的是培養了眾多的有建樹者。

　　今天的日本仍然關注中國歷史上的絲綢之路和現實中的絲綢之路建設問題，其關注的趨勢、動向值得我們去認真研究和思考。絲綢之路研究絕不是簡單的學術問題，它所反映的是世界各文明板塊間的聯系與影響，是一個經濟、政治、科技、文化、軍事、宗教、移民與交通整體演進發展的過程，單純的經濟學觀點或政治學觀點是不能對其解釋清楚的。從近百年的治史經驗來看，日本的研究經驗是多方面的，我們覺得有必要予以新的概括和總結。

　　首先，重視對相關材料的收集、整理、提煉和利用。日本學者的田野調查功夫和收集材料的本事是值得學習的，我國學者周一良先生曾經說過，日本學者“注重窮盡資料，有‘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精神?！毡緦W者不僅注意存在于本國和中國的史料，即使散在世界各地的，無不想方設法去搜集。敦煌卷子發現后，我國學者在北京坐待伯希和幾次帶來的少數寫本，而日本學者聞訊后立即奔赴歐洲搜訪，移寫回國刊布?！闭怯辛怂蚜_宏富的第一手資料，才有他們在研究上的卓越成就，受到國際同行的重視。三杉隆敏為了收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國美術品材料，他自1963年起近百次出國，訪問50多個國家的博物館、伊斯蘭清真寺和歷史古跡。也有學者指出：“日本對于漢籍搜集甚勤，如宮內省圖書寮多宋元舊槧，且鑒別甚精?！边M行田野調查收集相關的第一手材料，是歷史學者的基本功課。

　　除了重視文獻資料外，日本學者還特別重視對地下出土的考古材料的發現和利用，以彌補文字材料的不足。三杉隆敏是通過大量的考古來研究中國瓷器在西亞、中東、歐洲以及印度洋沿岸國家傳播與影響的，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些新發掘的考古材料大大拓展了學術空間，開拓了研究者的視野。近年南海與世界一些國家都有新的考古材料發現，有的直接為研究古代東西交通、造船技術、古氣候、陶瓷技術、物種交流提供了充分的條件。他們研究古希臘、羅馬時代中國絲綢在歐洲傳播時，基本上是依靠考古材料進行的。在羅馬帝國時代，社會上層特別喜愛東方社會的貴重商品，對香料、絲綢有強烈的需求，絲綢具有與黃金一樣的價格。

　　日本圖書館、博物館極富收集和典藏資料的傳統，舉凡圖書、雜志、地圖、手稿、圖片、信函都在搜羅之內，應有盡有。例如，1924年成立的東洋文庫不僅收藏了大量的圖書資料，也曾派羽田亨攝取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伯希和（Paul Pilliot）在中國敦煌發現的古代文書全部，搜集中國全國方志家譜等。許多人游學歐洲英、法、德、俄、荷蘭、意大利及美國，帶回了大量的圖書資料。對于收集來的材料，他們必然做加工、整理和去偽存真的工作，從材料中探索未知的世界。明治以來日本圖書事業有了大發展，公立和私立圖書館藏書、刻書、抄書蔚然成風，積極傳播知識，教化社會，在推動著社會文明進步。一個國家的文化發展需要多種條件，圖書資料的極大豐富無疑是很重要的方面。從這些收集材料的不懈努力中不難理解他們為什么能夠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

　　第二，注重不斷開辟新的研究領域。1904年東京大學首開中國史學科，1910年改為東洋史學，其研究范圍從中國擴大到朝鮮、北亞和中亞地區。與以前相比，他們關注的重點發生一些變化，從過去對史料考證和政治史的關注走向對具體的東西方交流交匯研究，因此歐亞大陸上的蒙古、匈奴、回紇、契丹、女真、奴隸貿易、墓葬、壁畫等問題，東亞海域上的大帆船貿易、沿海港口城市、市舶司制度，以及佛教的東傳、印度科學的引進、西漢的胡風，造紙、印刷術、火藥、羅盤針、繪畫等等都進入他們的視野。據他們考證，漢代絲綢的種類繁多，有錦、繡、縵、綺、綾、綈、絡、縑、練、素、帛、絓、紬、絲、絮、綿等多種。至遲到唐代后半期，東西方商船已經到達對方的海域，唐朝商船也航行到波斯灣。從傳統的較為單一的文化史、政治史研究轉向具體的經濟、法律、制度、社會、移民、貿易、投資、絲綢染織技術等分門別類的研究，從簡單的敘事定性轉向對規律的闡釋與把握，無疑是研究上的深化與進步。在他們的筆下，歐亞大陸史已不再是干巴巴的記載與記述，而是有血有肉、有筋有骨和多姿多彩的畫卷。草原絲綢之路是一個卓有成就的領域，產生的大家也最多。有學者指出：“草原之路，還有草原地帶，在歐亞大陸的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是民族大遷徙和興亡之路?！前殡S著游牧騎馬民族與定居的農耕民族的抗爭或共存與融合，充滿波瀾的民族興亡史?！绷攘葦嫡Z，反映出日本學界對草原絲綢之路的重視。

　　在戰前，日本有一批從國別史開始進而擴大到區域史研究的學者，各自在自己研有專深的領域做出了成就，成為一代有建樹的學者。例如，東洋史學家白鳥庫吉就是從朝鮮史研究入手，擴大到“滿洲”、蒙古、西域等地區研究的。他的《東西交涉史論》成為陸上絲綢之路研究的有影響的著作，探討草原民族的歷史是從東西方交流、互動的視角出發的，思想深刻，觀點敏銳獨特，從而奠定他在日本東洋史上的地位。百鳥庫吉是日本戰前有影響的東洋史學家，他以東洋史學泰斗、東京文獻學派創始人的特殊身份取得巨大成就，成為獨步一時的卓然大家。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歐亞大陸上，朝鮮、日本與中國東北研究是其整個研究的一個重要部分。他在《從東洋史上觀察日本》中從區域史的角度探討日本與大陸文明的關系，西部筑紫與中國山東半島的海上接觸可以追溯到相當久遠的古代。但是必須指出，白鳥庫吉對日本占領時期的朝鮮、蒙古和“滿洲國”的研究是缺乏批判精神的，因此在史觀上存在一定的問題。他關注“滿洲國”的發展，甚至把它作為日本的生命線。已經有學者指出，白鳥庫吉絲毫沒有涉及殖民統治問題，向歐美學習的是東洋史研究，而沒有形成超越它的批判性思考。

　　開辟新的研究領域必須有堅實的材料作為支撐，使用多方面的材料。在日本學者的筆下，我們看到了新羅人眼中的南海貿易。對于阿拉伯人、印度人和波斯人在南海貿易的情況，727年新羅僧人惠超有如下的記載：“波斯國人喜愛交易，常自西海遠航至南海，在獅子國換取寶物。那是因為他們國家出產寶物，向昆侖國換取金子，再泛舶到中國。到達廣州，換取綾羅綢緞之類?！睋f，八世紀的南海貿易有三大市場，即獅子國的寶石、昆侖國的金子和廣州的綾羅綢緞，從廣州港將各種絲綢運往西方。漢代中國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印度、東南亞的物產進入中國市場；唐代以來伊斯蘭商人由海路來到中國，海上交易興盛，迄至宋代海上貿易更加活躍。根據成書于宋代的趙汝適的《嶺外代答》可知，中國對外交往的國家有東南亞的交趾、占城、真臘、三佛齊（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阿拉伯半島的大食（阿拉伯），南亞的故臨（印度奎?。?，歐洲的大秦等國家，貿易的觸角已經伸向世界。有大量的資料顯示，宋代對外貿易收入已經占到國庫收入的20%以上。

　　第三，學術研究服務于國家社會的重大需求。日本歷來對學術的社會功能有清晰而深刻的認識，主張學術研究要為社會提供有益的精神力量，既做純粹的學術，也要為社會提供充分支撐的學術，特別是在社會重大變革時期更要有相應的代表性著作的支持。這不僅與社會發展的需求有關，也與長期以來日本學術成長的程度有關。自18世紀以來，日本的一些思想家對株守的儒學有所清算和批判，使其從因循、空談哲理轉向了務實，反對空疏的哲學思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日本在相繼取得甲午、日俄兩次戰爭勝利后深刻思考歷史、文化的社會功能，“他們深切感到盡管兩次戰爭的勝利使民族主義和國粹主義情緒高漲，但資本主義已進入工業革命階段的現狀，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分析包括經濟、社會、法律在內的日本的未來?！痹谶@樣的大背景下，學術的關注已經轉向國家發展需要的研究上去了。進入大正時代，隨著日本國內南進的呼聲，有關東南亞的金融、貿易、投資、歷史、語言、地理、軍事、宗教以及文化方面的報告和著作如雨后春筍破土而出。在當時已經走向戰爭體制的形勢之下，任何人都不可能游離于時代之外，近年國內也有對于日本民眾參加那場侵略戰爭的有價值的分析，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有益的材料。

　　上個世紀60年代，國內經濟快速發展，推動了東亞史研究，與此相應的著作大量出版。他們看到區域史的重要性，單純的國別史研究已經不能滿足當下形勢的發展需要了，力圖從整個區域的視角探索本地區的發展出路。這個重大動向的出現，已經明顯地反映出日本的學術服務于國家的發展大局，學術與國家發展的密切結合，從純粹的書齋研究走向了致用之學。繁瑣、空腐之學，或訓詁章句、搜羅遺逸的學風已經不合時宜，現實的當務之急就是學術研究與時代的發展保持同步。中村哲有感于日本的學術研究落后于社會形勢發展的實際情況發出這樣的評論：“東亞經濟在急速發展。研究工作要付出很大努力來追趕其變化。因此，要加強對現實變化的研究”。學術活動的重大動向可以看作是觀察一個國家社會發展的一條線索，國家發展需要文化建設的支持，文化建設支持國家向更高的層次發展。它反映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間的互動關系，在現代社會中文化與經濟、政治永遠處于互動之中。

　　第四，堅持長期的積累，追求完美，止于至善。優良的學術傳統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必然經過幾代人的艱辛努力，在新陳代謝中完成傳承工作。自從近代西方科學、思想與文化傳入以來，在國內已經形成幾個有影響的學術傳統：一個是深受德國蘭克史學影響的重視材料的傳統。他們有嚴格的史學訓練與信手拈來的史學功夫，對史料掌握的要求極為嚴格，對于每一個文字、每一段史料都要解析清楚，崇尚樸實的文風，確鑿的證據，代表傳統的治史方法；二是戰前形成的東西結合的治史傳統。他們既受中國乾嘉學派的影響，也接受近代西方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可以說是在走著一條東西合璧的道路，綜合了東西方兩種優勢，更具影響力；三是戰后受美國、英國等西方思想影響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他們現在是當今日本學術的主流。這幾種傳統同時在日本史學界發揮出了作用，呈現出異彩紛呈、新見迭出的局面。傳統方法的堅持，東西方法的結合，精品意識的建立，主體作用的加強，學術環境的寬松，使他們有條件做出一流的成就。古語說得好：“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