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發展”概念置于中國改革開放近半個世紀的演進過程中，我們會發現，20世紀晚期以降，中國學術界曾出現過兩次發展研究的熱潮：一次是在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社會各界對發展理論的求索，再一次是21世紀第二個十年，在新時代的歷史征程中，以新發展理念、新發展階段、新發展格局理論為引領，掀起了新一輪發展研究及實踐高潮。與國家的新發展戰略相呼應，近年來社會學界在對發展社會學傳統學科體系總結反思的基礎上，強烈地意識到發展社會學存在的局限，努力將新發展理念、新發展階段、新發展格局等全新的發展理論作為學科更新升級的指導，試圖通過對發展理念、發展目標、發展模式、發展路徑等問題的探討，建構起新發展社會學的理論框架和研究范式，開啟了“新發展社會學”學科體系構建的研究和探討。值此東北振興戰略實施20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于2023年9月前往黑龍江考察，主持召開新時代推動東北全面振興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明確提出新時代東北振興，是全面振興、全方位振興。在此背景下，從新發展社會學的研究視角對東北振興展開階段性的總結探討，可以獲得許多新的發展啟示。

　　首先，獲得對新時代東北振興的戰略性和全面性的新體認。新發展社會學的一個重要學術創新在于，努力超越以“早發—后發”為分析單元的研究框架，注重發展的整體性、全面性和綜合性，既從整體的視角關注“全球發展”這一總體性話題，也不放棄中觀、微觀發展的研究探討。而將東北振興置于新發展社會學的視域下，我們會發現新時代東北振興所特有的“戰略性”和“全面性”，即超越“東北現象”的單一問題視域，充分意識到東北振興的全面性，并將其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眾所周知，20世紀90年代，權威媒體率先提出“東北現象”概念，主要關注東北國企改制和發展所面臨的困境。此后，大家循著“現象邏輯”對東北老工業基地發展所面臨的困境展開了持續性的跟蹤調查和政策研究，先后提出了“東北現象”“新東北現象”、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新東北現象”等命題概括，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30年間東北地域經濟社會發展變遷的特質及問題表現，描繪出“東北現象”的發生及其被“問題化”的過程。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期對東北問題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單一性。就“東北現象”研究話語的變動而言，以200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若干意見》為標志，出現了由“東北問題”分析話語向“東北振興”政策話語的轉變。在此后的時間里，國家先后頒布《關于進一步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若干意見》（2009）、《關于近期支持東北振興若干重大政策舉措的意見》（2014）、《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若干意見》（2016）等，形成了一個關于東北區域全面振興的政策體系。主要表現為：其一，強調國家區域發展的均衡性。2019年12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雜志刊發《推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一文，將東北振興置于國家區域發展的總體戰略高度，提出了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指導意見，指出東北地區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具備很好的基礎條件，全面振興不是把已經衰敗的產業和企業硬扶持起來，而是要有效整合資源，主動調整經濟結構，形成新的均衡發展的產業結構。其二，將東北振興與國家踐行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緊密結合在一起。以新發展理念指導東北振興，牢牢把握東北在維護國家“五大安全”中的重要使命。東北振興的目標是將東北的發展置于國家發展的戰略高度，并嵌入到國家改革開放的大系統中。其三，強調東北區域的高質量發展。我們不能簡單地以GDP作為評價指標，而應將其置于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在改革、調整和創新的基礎上，創新出一種頗具特色的高質量發展模式，使東北老工業基地煥發出新的發展活力。計劃經濟時期的東北肩負著工業強國的歷史使命，改革開放后，在國家政策的統籌下，東北地區承擔起國企轉型和改革的艱巨任務，還作為重要的商品糧基地，承擔著國家糧食安全的重任。東北地處邊疆，承擔著國防的重任。因此，只有將東北地區的發展置于國家發展的戰略高度，其振興的全面性才能獲得理解。其四，強調振興發展的可持續性。所謂可持續性是作為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標準而提出的，主要是在東北振興的實踐推進過程中探索出一條高質量發展、可持續振興的新路子。

　　其次，探索內發與外發相結合的東北高質量發展振興模式。發展社會學傳統分析范式的一個重要特征在于，將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看作典型的“后發外生型”現代化，強調沖擊與回應、刺激與反應過程中的被動性發展，也就是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簡單地劃定為外源性發展，其實質是將發達國家發展經驗置于中心位置，而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放在邊緣從屬地位。而新發展社會學則更強調內發與外發的結合，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不只是單純地模仿早發國家，而是立足于自身的傳統發展優勢，制定與自身社會條件相適應的發展戰略，同樣擁有“內發”的力量，并由此生發出持續發展能力的一種發展模式。其一，在人類文明走向全球化的歷史背景下，任何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都離不開與各空間層級體系的互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那樣，在東北振興的問題上，要提升對內對外開放合作水平。在全球發展層面，東北地區是我國向北開放的重要門戶，在我國加強東北亞區域合作、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中的戰略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在國內新發展格局構建中，東北地區要加強與東部沿海和京津冀的聯系，深度融入共建“一帶一路”，在暢通國內大循環、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中發揮更大作用。其二，新發展社會學在承認加入發展體系重要性的同時，還特別強調內生發展的重要性，認為真正意義的高質量發展是以加入世界體系為前提的內在發力的充分釋放。運用上述理論范式來理解分析目前東北振興所遇到的發展困境，我們既要強調東北加大開放力度，又要注意其內在發展力的培育和發現。長期以來，在“東北現象”研究反思的過程中，很多論者對中國東北當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所積淀下來的諸多優勢認識不足，更多地傾向于一種外源發展取向。而從新發展理念出發，我們會發現，東北地區雖然長期面臨諸多發展困境和挑戰，但其在經濟社會發展綜合指數上仍然占據較為明顯的優勢：其一，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領域，以若干東北大型央企為主干的企業發展優勢依然存在。其二，東北地區具有較為完備的城市體系和較高的城市密度，區域主干城市具有較好的城市形象和較強的綜合競爭力。時至今日，東北的城市化水平仍處前列。其三，在社會教育方面，東北教育體系比較發達，教育質量較高。其四，東北地區具有社會進一步發展不可缺少的黑土地及生態環境優勢。所有這些，都是我們深入推進東北高質量發展所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和優勢。

　　再次，重新審視發展階段論視域下的東北振興。傳統的發展社會學所揭示的發展階段論具有明顯的單向性，忽略了發展的復雜性和不同性質發展的階段轉換性。新發展社會學所闡發的發展階段論，則注重與轉型理論相結合，其所闡釋的發展階段論不再是簡單的發展時間的階段性區隔劃分，而是在對特定的發展歷史前提和現實演進階段情況做出綜合研判基礎上提出的根本性判斷。從發展階段分析視角關注東北振興，可以發現，東北振興已不再是單一的產業轉型發展和銹帶修復問題，而是一個統籌國家安全和區域均衡發展，集大工業、大農業于一體的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帶有根本性的國家發展戰略。東北振興不僅僅是單一的產業振興，還是在新發展理念指導下的一個帶有全局性的總體發展振興過程，將產業發展與區域均衡發展結合在一起。同時，這一振興還著力強調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之間的均衡性。

　　總之，將東北全面振興置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進程中、放在改革開放后中國由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重大歷史轉型的過程中，尤其是全面審視新時代東北全面振興在國家整體發展戰略中的重要位置時，我們便會意識到新一輪東北全面振興戰略確立的歷史必然性，尋找其發展轉換的緊迫性，并努力在此基礎之上突破瓶頸，實現東北的全面振興和發展升級?？傊?，在東北振興的戰略實踐中，我們應摒棄發展主義的評價原則，以新發展理念和五位一體的新發展觀為指導，全面客觀地審視東北地區社會所面臨的多方面的發展困境和發展機遇。最終，將東北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提升到中國新時代發展的總體戰略高度，以實現發展模式的轉型和創造性轉換。

　?。ㄗ髡呦导执髮W哲學社會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