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法治的發展而言，我們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經歷了“法治本土資源”“多元現代性”“生存性智慧”等具有地方性知識品格與法律人類學意味的范式建構，到今天，基于這些扎根本土大地的理論范式，愈發需要明顯增進中國法治研究的顆粒度，從而向解釋性理論、機制性理論的方向再進一步，而不是一直停留在大詞法治與范式概念的宏大凝練中。為了進一步促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過程，深描的方法對于我們逼近本土經驗的生長機理，體察本土制度的運作歷程，觀照本體智慧的積淀發酵，培育本土話語的次第生成，具有不可取代的價值，應該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只有當經驗現場被直擊、機制理論被萃取、本土智慧被提煉、話語體系被建構，中國式現代化才會獲得其內涵上的具體性，才會使得中國法治不僅具有中國價值，而且具有更為廣闊的理論意義與人類意義。 （閱讀原文）

　　如果回顧法律人類學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明顯地發現這門學科主要以糾紛解決為研究重點。糾紛解決研究為人類學涉足法律現象創造了一種可以反復使用的研究模型；通過糾紛解決研究所收集的習慣法規范彰顯了法律的地方性特征；關于糾紛解決方式的分析和討論具有普適性的參考價值；以“過程主義”為基礎滋生的“擴展個案”方法，更是溢出了人類學邊界影響了其他學科。所以時至今日，糾紛解決研究仍然是法律人類學的主流。對于當代中國法律人類學而言，既要深描糾紛解決，也要盡可能地超越關于糾紛解決的研究。 （閱讀原文）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法治”一詞被多次提及，這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建設法治中國的高度重視。作為一名從事法學與人類學跨學科研究的青年學者，黨的二十大報告，特別是其中有關“法治”的重要表述，為我思考“法律人類學研究”能為“深描法治中國”做什么提供了指引。法治中國的深描，需要法律人類學研究者圍繞問題、理論、歷史與地理等四個維度依次展開，樹立“中國問題”意識，注意中國本土法律人類學概念與術語的提煉，大力發掘中國傳統法學與人類學知識譜系中的法律人類學資源，善于從國外最新研究中發現問題與獲得啟發。 （閱讀原文）

　　風險應對與防控的最大挑戰是風險的不確定性超過科技發展與經驗常識時，維護公共安全的制度體系如何最大限度地實現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社會效果，而共建共治共享的風險治理制度體系需要將風險與制度放回社會文化脈絡中去理解?！昂谔禊Z”“灰犀?！笔录淼牟淮_定性是具有社會性、文化性、觀念性和處境性的。因此，中國式現代化風險治理制度與風險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協同力與共生觀，而其構建需要納入跨越文化的認知基礎和共情能力。人類學提倡在社會文化關系與生活世界的共感中去理解人間事，能為理性至上的法律制度體系供給最大的關懷能量。 （閱讀原文）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強調大自然是人類賴以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報告提出要“提升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主要是要做到以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保護紅線、自然保護地等為重點，加快實施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同時推進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并實施生物多樣性保護重大工程。我們要找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方案，就要結合不同的生態系統特點，觀察特定生態系統類型中人與自然的互動模式與發展變化，達到對“和諧共生”的現實理解并獲得更多創造性的思考。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