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文學是“人文灣區”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圍繞于此的研究逐漸成為學術熱點。然而，從成果來看，迄今為止對粵港澳文學的研究多側重于當代，且主要為作家作品批評，以“大文學”視野對粵港澳文學的發生、發展及其流變進行全面而系統考察的成果尚不多見?；诖?，需“文史結合”，新史料的發掘中重新發現新問題，進而多方面拓展我們的研究視野。

　　史料的發掘、運用與史觀問題

　　重啟文史對話，需“返回歷史現場”，然而，如何返回歷史現場，如何超越敘述主體的局限，如何真正實現所謂“永遠歷史化”，這些問題頗值得探討?；浉郯牡貐^歷經兵火與動亂，許多重要的史料業已散失和銷毀，現存于各圖書館的完整史料并不多見。對此，嶺南作家李育中曾用“白頭宮女話天寶”來形容文獻缺失造成的嶺南文學史書寫之難。近年來，隨著技術的進步和史料意識的不斷增強，相關研究終于有所突破：首先是香港文學史料的建設取得重要進展，盧瑋鑾等建立了“香港文學數據庫”，陳國球主編的12卷《香港文學大系》為香港文學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文學史家黃萬華的《百年香港文學史》（2017）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趙稀方的《報刊香港》（2019）對香港一手報刊史料的挖掘與考察更是令人耳目一新。

　　比較之下，澳門文學史研究總體上還很薄弱，陳子善通過鉤沉20世紀二三十年代港澳新文學史料，對澳門新文學的發生情況有新發現。例如，他對1933年10月15日創刊的澳門本土文學雜志《小齒輪》創刊號的新發現填補了澳門新文學史的空白。在此基礎上，澳門本土學者鄭煒明對40年代澳門的新文藝刊物《藝峰》和《迅雷》也進行了發掘與研究。李明剛曾結合新發掘的澳門宗教刊物，考察了40年代初澳門本土“唯一無二”的“新文藝園地”《醒心周報》，并證明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澳門事實上并非如過去文學史家所認為的，沒有誕生新文學，澳門新文學的發生不完全是抗戰之后的植入式傳播，而是一種在外源性與內源性相結合的基礎上，借助于行旅傳播的催化作用夾縫求生的生發過程。這些學者的努力對于彌補港澳新文學的歷史圖景極有價值，他們的思路與方法也有值得借鑒之處。

　　但是，隨著新史料的不斷發掘，一個新的問題亦開始浮現：即由于敘述者史觀的局限造成對史料的壓抑、遮蔽和扭曲的現象在有些地方史的書寫中還客觀存在。以“五四”在香港為例，通過對“五四”時期香港進步學生組織“策群義學”及其學生刊物《香港策群》的考察發現： 20世紀20年代初期，香港本土文化精英對于內地尤其是近鄰廣州的新文化運動曾有過積極響應，雖不過曇花一現，之后鮮有人提及，但史料會說話，新史料所揭示的歷史真相對于早期歷史圖景有補缺之功。

　　新史料帶來的新思路

　　新史料的發掘無論對于粵港澳文學與文化的研究，還是地方史的敘述都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具體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有望重新厘定粵港澳新文學的起點問題。關于“香港新文壇的第一燕”的界定，以往學界的共識基本是在1927年之后，從香港新文學作家陣容的真正形成和新文學創作的實績來看，以往學界的論斷皆有合理之處，然而僅僅憑借部分作家的回憶就定調的做法是否可??？近年來，隨著史料的不斷發掘，這一問題已引起越來越多的質疑。實際上，香港新文學的起點時間可提前至1922年或更早一些。因為，從1922年1月創辦于香港的《香港策群》來看，其特點首先在于“新”，凸顯了本土文壇前所未有的新思想、新文學、新教育主題。它不同于1924年《小說星期刊》的文白交雜，也不同于《伴侶》的通俗娛樂取向，其實為內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物，也是《新青年》《新潮》的“苗裔”。此類刊物雖多只見其創刊號，但與同時期本土刊物相比，其強烈的啟蒙性與先鋒性，在某種意義上都具有很強的啟示性和代表性。

　　二是有望重新認識粵港澳文學的復雜性和獨特性?；浉郯奈膶W作為一種有著深厚歷史傳統的區域文學，其系統之內有天然的語言和文化同一性，但由于粵港澳三地有著不同的歷史文化語境，因而其系統內還存在很大的差異性，這既是粵港澳文化區別于內地其他區域文化的特質所在，也是粵港澳文學獨特的張力所在。

　　三是有助于重新發現粵港文化的關系。從香港文化精英的著述和回憶錄中不難發現，當論及香港新文學的源頭與發展時，本土作家和學者多歸功于海派文學的影響，對于一衣帶水的廣州，只有在涉及市井文化和粵語文學時才會有所勾連。然而，從新發掘的早期史料來看，“五四”前后，粵港知識界尤其是進步文藝青年，事實上有著尤為密切的交往和互動，粵港進步青年的交流對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香港新文化、新教育和新文學的發生與流播都產生過積極影響。香港“策群義學”的興起，以及《香港策群》刊物的出現及其對“國民性”問題的討論和對新文化運動的傳播，在思想源流上，皆與廣州的政治文化影響和輻射作用息息相關。從這個意義上看，當下學界所努力建構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是植根于傳統，有著深厚歷史淵源的重要理論。

　　四是對于地方史敘述的啟示?；浉郯奈膶W研究，以往在史料證據方面較多借助本土文史資料以及口述資料和回憶錄，由此帶來的可靠性和準確性問題日益顯現。由于親歷者或同時代人的回憶，既可能存在受個人情感態度的影響對記憶的重塑，也可能存在由于年代已久造成的記憶偏差，這些主觀和客觀存在的問題，使得回憶錄和口述史料出現了諸多的前后矛盾之處，很難做到立場上的客觀公正，因而也很難實現以史鑒今的目的。通過對比以往關于“五四”在香港的敘述以及《香港策群》等相關史料所提供的歷史細節，不難發現“五四”在香港的發生史和早期新文學在香港的發生問題，皆有重新思考和闡釋的空間。對于“五四”在香港的敘述，不僅事關這段歷史本身，更關乎歷史的敘述方式，對于后世的影響無疑是深遠的。此外，早期地方史書寫對于非粵籍文人的歷史功績明顯關注不夠，對于重要爭議人物的評價多借助個別當事人的回憶，而忽略了特定歷史語境及時代本身的復雜性。因此，新發掘的史料能夠加深我們對歷史情景的理解與對歷史人物更客觀、更全面的認識。

　　粵港澳文學研究需要以新視角讓新舊史料進行多重對話，其挑戰不僅取決于包括史料在內的物的方面，亦取決于作為研究主體的人的方面（洪子誠語）。在不斷的探索和拓展中，方有望建構起一種前沿性、探索性和開放性的灣區文學研究新范型，并通過對歷史拼圖的重構，加深我們對于歷史真相的認識與理解，最終實現以史鑒今的學術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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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ㄗ髡呦祻V州體育學院體育傳媒學院副教授；中國傳媒大學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