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倫·謝弗德（Bertram Schefold） 

　　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經濟學高級教授，歐洲經濟思想史協會榮譽主席。曾參與編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MEGA），在經濟思想史、資本理論、環境經濟學等領域出版了數十本著作，發表了三百余篇論文，并撰寫了眾多學術評論。 

　　我很高興能夠參加本次論壇。今天，我將談談歐洲和中國關于信貸的經濟思想史演變，并將其與土地保有權等概念聯系起來，因為土地保有權通常與信貸關系相關聯。

　　信貸是西方經濟思想史的開端。但西方歷史上關于高利貸的爭論對歐洲發展的作用并不清晰，在認識到信貸工具和利息有用的時候，商人、律師和神學家們不得不爭論信貸工具在何時何地有助于發展，這成為現代經濟理論的起源之一。最令人困惑的問題之一是，收取利息是否被允許，因為貸款人本可以利用他們的錢為自己謀利。最終對這個問題的探索，涉及利潤從何而來的問題，而這才是支付利息的真正來源，政治經濟學由此誕生。對高利貸的非理性恐懼，還推動了理性經濟學的發展。與此同時，中國古代關于高利貸優缺點的爭論可謂無功無過，因為在中國的各個層面，利息的收取都是可接受的，且原則上不被質疑。因此，西方關于利息的收取和高利貸的理論探討，通過對利息收取理由的數學分析，推動了相關理論的發展。中國古代的經濟發展并沒有因為對高利貸的偏見而受到阻礙，利息理論也相應地發展較慢。

　　我們以德國法學家卡斯帕·克洛克的理論為例，分析歐洲關于信貸和土地保有之間關系的思想。他特別關注土地保有的一種特殊形式即古羅馬的典質收益契約，將其視為一種規避高利貸的手段。根據這種契約，借款人將一塊肥沃的土地抵押給債權人，債權人將有權使用這塊土地，直到債務人清償債務為止。土地的使用權可以替代債權人提出的任何利息索賠，也足以全部或部分攤銷債務，如果只是部分攤銷，債務人就可以收回土地并支付差額，不需要任何明確的利息計算。但因為缺乏理性計算能力，克洛克無法確定這種契約是否屬于高利貸。隨后的萊布尼茨和馮·弗洛倫庫爾等人采用數學方法，消除了對利息收取行為的簡單譴責，使法定利率被接受，并就復利及確切平衡點乃至超額利率進行了計算。

　　中國古代的土地典當是關于土地保有權的代表性例子。土地典當自唐朝以來就廣為人知，并在宋朝得以進一步發展。按照克洛克的理論，典質收益契約是為了規避高利貸而形成的，因此與譴責利息收取的悠久傳統直接相關。與此相反，土地典當作為土地交易的一種具體形式，并不從道德方面強烈譴責利息的收取。它的運作模式大致為：債務人通過轉讓典田的經營權與處置權，從債權人處獲取一定數量的貸款，隨后可通過清償債務來贖回其土地權益。承典者即債權人，可以自己耕種，也可以出租典田，甚至租佃給出典者（也就是債務人）。與典質收益契約一樣，債權人在約定期限內所獲得的全部土地經營收益可視為因其放貸而產生的利息收益。此外，土地典當規定了家族成員和鄰里擁有優先購買權。在中國古代，農業和農務在維持家族生計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對田面權和田底權的區分似乎也對家族有利。中國古代的土地保有形式并不能完全擺脫非理性，這與同時期歐洲的土地保有權存在很大不同。

　　可見，對土地典當和典質收益契約進行比較，有助于捕捉東西方由各自的制度安排、法律框架和經濟思想傳統帶來不同理性形式的演變。換言之，這種差異體現了東西方在經濟問題上的不同自我表達方式。從某種意義上說，關于我們是否完全理性，或者社會學因素是否會影響契約安排結果的爭論仍然是一個熱門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