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樂松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早期道家哲學、兩漢思想史與道教思想史。 

　　“述而不作”是孔子對自身思想實踐的基本定位，背后既有一種獨特的歷史意識，又體現了古代中國思想建構中的“普遍主義”特色?！疤觳蛔兊酪嗖蛔儭钡钠谠S并不是一種保守主義，而是一個為持續的哲學思考奠定合法性的信念。我們在對中國傳統思想的理解中，會將“道”與“術”混淆起來，“道”的超然性和超越性建立在其始終不能被完全掌握的晦暗基礎上，進而哲學的思考不是從道出發的術，而是從術造成的經驗中面向道的探尋。從這個意義上說，傳統中國的哲學一直是被具體經驗激生的，而不是指向具體經驗的解決方案。以道之名展開的安置是哲學規范的運用，而非哲學規范本身。因此，中國哲學史的基礎并非秩序的運用和理想秩序的描述，而是這些描述與設想過程中始終活躍的思想方法和規范。與時俱進，或者保持對當下鮮活經驗的敏感，是傳統中國思想實踐的基本特征。道在這個意義上是被虛懸的，它既貫通不同類型的經驗，又完善地體現在當下經驗之中。

　　中國哲學在近代是以哲學史的形式登場的，以哲學的視角重述中國，以中國為資料運用哲學，從一開始就保持了方法和形式上的他者性。這種他者性可以解釋為以哲學規范及范疇體系作為中國古代思想的參照和選取標準，同時也可以解釋為中國作為一種特殊文明傳統給哲學帶來的他者性。最初的中國哲學史敘述作為中國哲學的出發點，也保持著一種“述而不作”的特征，即回向思想文本，重塑中國思想史中具有哲學意味的部分。范疇方法意義上的辯護性和思想內容上的溯源性造成了中國哲學一方面以哲學史為根基，另一方面始終保持著與現代中國在文明經驗和生活世界上的疏離感。我們似乎又在面對一種雙重的他者性：作為生活經驗基本特征的現代性與古典中國面對的生活實踐問題之間的張力，以及中國哲學的理論建構何以脫離辯護的根基加入面向未來的哲學創造。哲學史的敘述強調“怎么樣”“是如何”的具體性和客觀性，而哲學建構則是一種面對當下經驗的規范性思考和概念梳理。

　　不妨說，在哲學與哲學史之間，存在著一種中國式的困境。西方哲學與西方哲學史之間存在內在聯系，以哲學史的方式重訪哲學根本問題，刷新哲學問題的內涵并且重構哲學問題，保持了哲學史與哲學的良性互動。與此相對，哲學史在中國保持著一種天然的他者性，使得其呈現出一種獨特的兩難境地：“是什么”的問題讓哲學史成為文獻解讀基礎上的歷史敘述；與此同時，“中國哲學”即使面對當下中國的生活經驗和社會現實，也是以文化例外主義和非普適主義為基本特征。更為重要的是，如果不能以某種方式保持與傳統中國思想的疏離感，在當下中國展開某種哲學建構要么很難體現出脫離中國文化傳統、面向人類共同經驗的理論能力，要么很難體現出與傳統中國的“哲學傳統”之間的貫通性與連續性。從古希臘到近代哲學，直至當代哲學之間的貫通性與問題的基石性是“西方世界”獨有的嗎？在西方世界“侵入”甚至“改造”了中國經驗之后，當下中國的哲學建構似乎需要一次與中國哲學史的“告別”。述作之間的選擇就變成了以作代述的更替。

　　如果以中國哲學史為底色，那么，當代在中國展開的哲學建構面對的境遇就是“異質”的。如果以在當代中國展開哲學建構為目標，那么中國哲學史在哪些層面是可回向的？從中國哲學史出發的中國哲學是一個歷史現象，它的方法論對中國哲學在當下的展開將產生深遠的影響。中國哲學在當代的再出發，必須以清理中國哲學史的遺產和根基為途徑，厘清中國哲學面對當代處境如何聯結和回向哲學史，才可能實現從述到作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