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宇燕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學部委員、研究員；

　　研究方向：國際政治經濟學、世界經濟；

　　代表作：《經濟發展與制度選擇》《國際經濟政治學》《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

　　全球治理針對的是全球問題，后者指的是影響范圍是全球的、問題的解決必須由世界各國攜手共同實現的問題。全球經濟治理主要指經濟領域內的全球問題，其中最為關鍵或最具基礎性的問題當屬如何保持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包容、平衡地增長。在此，全球經濟治理就是指世界各國如何通過協商達成一系列有助于維持和促進全球經濟增長的規則或制度。

　　一般地講，導致生產率提高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創新與技術進步的擴散，二是基于分工和要素流動的貿易收益。技術進步導致生產率提高不難理解。在沒有技術進步的條件下，僅僅由于不同生產主體（這里主要指國家）依據自身優勢進行分工與專業化生產，之后進行交易，便可提高參與分工和交易方的總產出，新增產出在經濟學中被稱為貿易收益。盡管在現實中這兩個增長源泉深度交織融合，但在理論分析時將它們分開討論則有助于我們對增長源泉的理解，進而為制定更有針對性的政策與制度提供方便。這里集中討論的是在全球范圍內如何最大化來自國家間分工和交換的貿易收益，從而助力世界經濟實現強勁、可持續、包容、平衡地增長目標。鑒于交換的基本前提是所交換對象的所有權得到切實保障、交換各方事前達成的契約受到保護，故貿易收益最大化問題大致可以轉化成全球經濟治理問題。具體說，全球經濟治理處理的問題與人類經濟活動相關，其行為主體主要是以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國家或國家集團，其活動背景是世界政府的缺位，其表現形式為各行為體通過協商而形成的一組自我約束性規則或制度。

　　當今世界，全球經濟治理涉及領域諸多，主要包括左右跨國商品與服務交換、影響生產要素與資本跨境流動的國際貿易投資和貨幣金融制度。與全球經濟治理密切相關的議題還涉及供應鏈、價值鏈、大宗商品供求、氣候變化與低碳經濟以及主要行為體之間的政策協調。上述全球經濟問題得到有效解決符合世界各國的利益。然而，當今世界在處理全球經濟問題過程中仍存在著較為明顯的治理赤字。因此，如何壓減并最終消除全球經濟治理赤字便成為人類面臨的一個“更高維度的”全球問題。對全人類福祉改進有利的事之所以難，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共同利益并非形成集體行動的充分條件。具體到全球治理，問題便是治理成本如何分攤、治理收益如何分享。在經濟學里這就是所謂的集體行動難題：由于集體行動的成果享用不排他，集體中的成員便會努力去搭便車。這導致兩種結果：一是公共產品提供明顯不足，二是以國際制度為表現的全球經濟治理通常帶有明顯的非中性特征，亦即同樣的治理對不同行為體意味著不同的結果，有些受益，有些則受損。

　　如果把大國間的地緣政治經濟競爭考慮進來，那么互利共贏，至少是帕累托改進的自由貿易也是不可接受的。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在2004年發表的《李嘉圖和穆勒在什么地方反駁或證實了支持全球化的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一文中指出，頌揚自由貿易的李嘉圖—穆勒模型在不考慮技術進步時是成立的，但將技術進步納入分析后則該模型可能會出問題。薩繆爾森以美中兩國為例論證說，如果中國的生產率提高到使兩國在生產兩種產品時生產率之比完全相等的水平，則它們各自的比較優勢便消失了，兩國又回到自給自足狀態。由于技術進步，中國的人均收入得到提升，最終結果是美國實際人均收入遭受到持久損害。

　　在暫時不考慮大國間地緣政治博弈前提下，解決全球經濟治理過程中集體行動難題的思路之一，是考慮有效治理的機制設計。全球經濟治理需要各個國家行為體通過平等協商，在充分考慮到各成員所負擔成本與所分享收益的平衡后，逐步形成被各成員接受的多邊規則。在機制設計過程中，關鍵是要通過提供相容激勵來減少或消除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通過創造選擇性激勵以降低或杜絕搭便車行為。治理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各國可以根據緊迫性、嚴重性、可行性等對全球經濟問題進行排序，按輕重緩急分步施策。如果一時難以達成共識，可以考慮化整為零，把一攬子議題分成若干模塊加以處理。

　　自由貿易帶來的互利共贏并非讓所有受益國滿意。1850年后制造業霸主的權杖就逐步轉移到了美國。因此，在大國間博弈加劇的背景下，不惜犧牲自身利益也要遏制對手的趕超勢頭成為其主導策略，結果便是全球體系分裂或出現兩個或多個往來受限的平行體系，最終導致全球統一市場的萎縮和隨之而來的全球貿易收益縮減。防止出現這一全球福利水平下降可以多管齊下：首先是恢復或建立大國間的信任；其次是挖掘和用足非經貿領域的交匯利益以提升脫鉤成本；再次是最大化平行體系間不受限往來帶來的貿易收益；最后是強化與中等強國及廣大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經貿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