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小學生都會在語文課上學到《觀潮》一文，通過文字來領略錢江潮的波瀾壯闊，感受大自然的雄奇俊美。

　　追根溯源，是海陸相接的地理位置以及一系列特殊條件造就了這一天下奇觀，與巴西亞馬遜涌潮及印度恒河涌潮并稱為世界三大涌潮。世世代代伴潮而生的浙江人面對錢江潮不畏懼、不回避、不排斥，而是研究其成因、觀賞其壯美、防御其危害。

　　對于錢江潮的觀察、研究，可以上溯到東漢，會稽人王充在其《論衡》中就明確提出涌潮的大小隨月亮盈虧而變化，與現代科學的潮汐理論完全符合。唐代浙東人竇叔蒙撰寫了《海濤志》一書，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潮汐學專著，他還創制了高低潮時推算圖，比現存歐洲最早的“倫敦橋漲潮時間表”（制于1213年）要早400多年。

　　自唐代以來，浙江觀潮就成為風俗，形成了觀潮節，成為錢塘江河口地區特有的傳統節日。歷代文人墨客也競相“詠潮”，“郡亭枕上看潮頭”等名篇佳句千古流傳。更有一身是膽的游泳健將竟以與潮水搏擊嬉戲為樂，驕傲地自稱“儂是江南踏浪兒”（蘇東坡詩句），以致今天人們還將敢闖敢干、勇于進取的人稱之為弄潮兒。

　　而為抵御過強以致形成危害的大潮，自東漢以來，浙江人前赴后繼，不斷修筑和完善海上長城——海塘,成為中國水利史上的壯舉；在豐富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編修了《全修海塘錄》《兩浙海塘通志》《海塘覽要》等重要著作，為中國的治水事業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翻開歷史，人們會發現，如此豐富生動的潮人互動，竟然與浙江幾千年來的前進步伐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浙江自古就不斷承接著外來文明大潮的鼓蕩，浙江人以海納百川的胸襟，在潮起潮落的歷史長河中不斷充實著自身，穩健地前進。

　　從遠古走來的浙江，在春秋戰國時期開始異軍突起。越王句踐十年生聚、霸越平吳，又揮師北上與中原諸侯會盟，使浙江融入了中華文明軸心時代的文明洪流之中。自秦漢一統天下直至魏晉六朝，不同于戰亂頻仍的北方，安定的浙江成為一片人心所向的沃土，中原先進的生產技術、儒家的文化觀念、大量的遷入人口形成了一股大潮，使浙江完成了漢化，經濟、文化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會稽郡（今紹興）發展成為與南朝首都建康不相上下的東南都會。隋唐至五代，隨著大運河的開通和全國經濟重心向江南轉移，人力、技術、文化的洪流以更大的規模涌向浙江，杭州從默默無聞的小縣成崛起為全國文明的大都市，浙江全境都不同程度地迎來了持續發展和全面開發。宋元時期，浙江開始把目光投向世界，杭州、明州（今寧波）、溫州等先后發展成為大型海外貿易港口，貨船遍及從高麗、日本到東南亞、再到西亞、東非的廣闊地域，巨額財富伴隨著外來器物與思想，成就了浙江數百年的繁華。直至明清，包括浙江在內的整個江南在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在全國獨占鰲頭。

　　到了近代，身受歐風美雨的洗禮，浙江得風氣之先，辦報刊、建學堂、開工廠，兼容并包，走向共和，開啟了現代化的進程。在這一時代大潮中，魯迅、蔡元培等數不清的仁人志士熔鑄古今、貫通中西，為中華文明的現代化做出了不朽的貢獻。

　　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浪潮的激蕩奔涌，為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國人指明了道路，嘉興南湖上一條紅船孕育出的紅船精神，激勵著共產黨人以“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豪邁與勇氣，使歷經百年屈辱的中國人民站立起來，“換了人間”。

　　20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確立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從那一刻起，國門開放，全世界的新技術、新思想、新觀念如山呼海嘯般紛至沓來。浙江人又一次扮演了勇立潮頭的弄潮兒，在全球經濟海洋中奮勇爭先，乘風破浪。改革開放以后，浙商再度興起，組成了舉世矚目的民營企業群體，當代浙商及其創造的民營經濟模式被中國各省作為大面積發展民營經濟的樣本，充滿活力的浙商成為了中國民營經濟活的教科書，浙商獨特的發展軌跡被稱為“浙江現象”，浙江成為全國最富裕的省份之一。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到浙江考察并發表重要講話，明確要求“讓綠色成為浙江發展最動人的色彩”“跑出高質量發展的加速度”，殷切期望浙江“努力成為新時代全面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窗口”，賦予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重大使命。

　　當今世界風云變幻、驚濤拍岸，但中國仍在堅定不移地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新時代新征程中，伴潮而生的浙江依然會是那個敢為人先、搏擊風浪的弄潮兒。

　　作者：浙江省地方志辦公室 助理研究員 邴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