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19-20世紀，一些學者開始討論，亞里士多德將早期希臘哲學界定為自然哲學并以自己的本原理論貫穿其始終的做法，對早期希臘哲學的思想史詮釋上有可能導致一些根本的理論錯誤或時代錯亂。那么，亞里士多德對早期希臘哲學的哲學史建構究竟是他自己的理論或概念的一種濫用，還是一種哲學史的重構？中國社會科學網特推出專題對此進行深入探討。

反思亞里士多德本原理論對早期希臘哲學的建構 

　　早期希臘哲學承載了2000多年的學術史，無可回避地會涉及后來者針對它所做的哲學的或哲學史的研究，并與這些研究者自身的哲學構成一種對照關系。在這些研究者中，最為重要的就是亞里士多德。這不是說除亞里士多德以外沒有其他重要的研究者，例如，柏拉圖對早期希臘哲學就有過很多評論，但一個顯著的事實是，亞里士多德對早期希臘哲學的詮釋模式長期占據學術傳統的主導地位。這一情況直到19-20世紀才發生了變化。在19-20世紀，一些學者開始嘗試論證，亞里士多德將早期希臘哲學界定為自然哲學并以自己的本原理論貫穿其始終的做法，在針對早期希臘哲學的思想史詮釋上有可能導致一些根本的理論錯誤或時代錯亂。

　　今天反思亞里士多德本原理論對早期希臘哲學的建構：

　　一、我們今天是如何以本原為核心來把握早期希臘哲學的理論構架的？

　　二、亞里士多德是如何從自己的本原理論出發對早期希臘哲學進行哲學史建構的？其中，我們又需要區分三個層次：1.亞里士多德自己的本原概念是怎樣的？2.他在自己的哲學中是如何使用這個概念的？3.他如何從他自己的本原概念出發來討論早期希臘哲學的？這第3點不僅是兩千年學術史、而且也是今天的我們所面對的最重要的理論內容。

　　三、亞里士多德對早期希臘哲學的哲學史建構究竟是他自己的理論或概念的一種濫用，還是一種哲學史的重構？關于這個方面，我們主要會涉及20世紀以來的一些學者對此的討論。

　　四、延伸思考，我們今天研究早期希臘哲學乃至整個古代哲學的理論預期應當是什么？  【原文閱讀】

早期希臘哲學研究方法再探

 　　常旭旻清晰地指出了亞里士多德如何以本原問題為脈絡重構前蘇格拉底哲學家的工作，其中也隱含了他對亞里士多德建構策略的肯定，因為這也正是他期待的古代哲學史或古代哲學的研究方法。在他看來，只有完成了第一哲學建設的亞里士多德才能更好地對此前的本原理論進行整體的反思和評估，或者說，評估前人工作的正確性來自于一個能整體性對之進行批判的新立場。因此，常旭旻才使用了“一階”、“二階”這樣的概念，將對早期希臘哲學的整理作為一階工作，而將亞里士多德本人的概念分析作為二階工作。其中，他還用到“整合”一詞，認為二階工作有對一階工作的整合，言下之意便是強調在哲學史或對前人思想的回顧性研究中的一種“整全性”的統握。他借拉普說道：“或許拉普更贊同另一位當代古代哲學學者Michael Frede的方式……研究古代哲學史需要有‘整全性’視野?！边@未嘗不是他的自我表達。

　　常旭旻講座的主旨就在于對這一方法的確立，然而，他所開辟的問題囿于時間未及展開，其實還有尚需明確的問題空間。亞里士多德如果當真提供了一種哲學史反思的“整全性”，那么，這種“整全性”是否如作者設想的那么理想呢？或者，更進一步說，“整全性”又是否真得是一種理想哲學史的根本特征呢？亞里士多德和早期希臘哲學家在“本原”問題上的理論競爭涉及的線索，至少在《形而上學》第一卷中有很重要的一點，即，他批評早期自然哲學家不重視對邏各斯的研究，以至于使一種他們自己所追求的理論科學無法真正確立。而邏各斯本身的本原包括了矛盾律的研究，這是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第三卷“問題卷”中所言明的研究對象。這就是說，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早期自然哲學家只研究物理學，而不關心辯證法。這個判斷使得他和柏拉圖在對巴門尼德的闡釋上存在著極大的分歧，也使得“整全性”概念模糊了起來。我們可以問，亞里士多德漏掉了巴門尼德思想中可能涉及的辯證法的本原問題了嗎？這種取舍所摒除的早期希臘哲學的某些面向，是否會讓“整全性”有缺憾呢？  【原文閱讀】

亞里士多德對早期希臘哲學的重構及局限　　

　　一旦我們質疑并試圖提出一套有別于亞里士多德的對早期希臘哲學的解釋方案，就必須闡明這一研究的理論意義。換言之，當我們不滿足于亞里士多德對早期希臘哲學的研究，并期待將早期希臘哲學作為一個具有獨立價值的研究對象時，就有必要明確自己期待的究竟是何種理論成果，該成果具有何種價值。如果我們試圖推進對早期希臘哲學本身的研究，我們的目的必然不限于單純的文本考據，更期待呈現出一種可能的哲學史敘事，甚至一種有別于亞里士多德（及其一眾支持者）的對哲學史的理解。

　　首先需要考慮的是，我們是否需要像巴恩斯所主張的那樣，將早期希臘哲學中的各項內容都看作是科學解釋觀念的發展環節？如果我們預設各個具體的哲學體系都遵從某個統一的、融貫的發展邏輯，那么接下來的工作便是將所有早期哲學家的大部分工作還原到一個一以貫之的哲學史敘事中。這樣做的結果往往是削足適履，以至于我們回過頭發現，在將早期希臘哲學體系化的工作上，似乎沒有人比亞里士多德、黑格爾做得更好。但我們是否需要假設古希臘哲學自始至終都圍繞相同的問題意識開展理論建構，進而使哲學史呈現出一種遞進式的發展過程？如果我們并不嘗試通過對哲學史的學習構造出唯一一種哲學，并將這種哲學視作整部哲學史的完善和頂點，那么便可以接受這樣一種觀點，即哲學史上的哲學家并不必然圍繞相同的哲學問題進行沉思，而可能針對不同的理論問題發展出不同的理論體系。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可以認為古希臘哲學具有不同的發展階段，早期哲學家們嘗試探討不同的問題，可以依照他們所面對理論問題的相似性和差異，將他們分為不同的學派、甚至更具體的哲學史分期。  【原文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