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中國邏輯思想研究是在西方邏輯第二次傳入中國后出現的對應西方傳統邏輯教學體系而出現的一個學術熱點，這一研究延續有百余年。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開始認真反思用“據西釋中”構建名辯學的方法，目前中國邏輯研究開始步入多元化探討的新階段。
關于中國邏輯的思想基礎、研究對象、核心問題、體系構建、多視域研究以及中國邏輯研究方法等問題，中國社會科學網特邀專家學者展開對談，分享思想盛宴。
邏輯是具有工具性的論證科學，也是哲學的基礎與根基。西方哲學從古至今的發展始終有傳統邏輯與現代邏輯作為不同形態哲學的論證工具；因明作為印度“五明”知識體系的組成部分，也是內明的論證工具。中國傳統哲學從先秦一直持續發展到清末，在不同歷史階段呈現出不同的思想形態，因此，與中國傳統哲學演進相伴，其背后必然有論證與支撐中國哲學的中國邏輯。
研究中國邏輯需要根植于中國傳統思想生態，借鑒邏輯于西方知識體系、因明于印度五明的作用，挖掘對中國傳統知識體系和哲學起到支撐與論證作用的中國邏輯，而不是對應西方傳統邏輯的教學體系來構造中國邏輯的知識體系。 【原文閱讀】
中國古代邏輯與“正名-用名”論證
百年來諸多學者對中國邏輯的探索鑄就了不同的中國邏輯史成果，普遍存在著邏輯觀與中國邏輯史寫作的沖突。筆者基于邏輯學關于論證結構規則之學的觀念，提出中國古代邏輯是一種“正名-用名”論證類型。
中國邏輯是什么？演繹、歸納思想是否寓于先秦諸子思想里，時至今日，中國邏輯史界還在爭論，形成不同的中國邏輯理解。有的學者認為先秦諸子文本內容包羅萬象，中國邏輯史研究只寫作其中的演繹、歸納邏輯思想；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古代邏輯除包含演繹、歸納邏輯外，還有政治倫理的邏輯、辯證邏輯等；還有學者認為中國古代邏輯應從符號學、非形式邏輯等視角展開研究。這些研究的主流仍然是中國古代邏輯是否是演繹、歸納思想，成果呈現三大特點：先秦邏輯多元化，中國邏輯與中國思想關系有待進一步探討，中國邏輯是什么模糊。這里的問題是能否用他文化史中的某些理論釋己文化史，用猴體解剖與人體解剖關系的譬喻能否適用于思想史研究，當下（如梁啟超時代等）的文化建設探討與歷史上（梁啟超時代以前）的思想研究是一樣的嗎？ 【原文閱讀】
“邏輯”既可指思維規律（主要是推理規律），也可指對思維規律（主要是推理規律）的研究。推理規律內在于推理活動，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在中國古代認知與行動的各個領域，廣泛存在著推理活動，推理規律客觀存在于中國古人的推理活動之中毋庸置疑。
于是，當我們追問“中國古代有沒有邏輯”，就不是在追問“中國古代有沒有推理規律”，而是在追問“中國古代有沒有對推理規律的研究”，亦即“中國古代有沒有邏輯研究”。我認為中國古代有邏輯研究，以三物論說為核心的推類論述就是實際存在于中國古代本土、具有相對系統形態的邏輯研究。
那么，推類論述是一種什么性質的邏輯研究？推類論述視域中的“推類”又該作何理解？推類論述能否說明中國古代邏輯研究相異于西方邏輯研究（如亞里士多德三段論理論）的獨特個性？ 【原文閱讀】
作為一種區分于歸納、演繹、溯因的推理形式和認知手段，類比推理一直是邏輯學研究的重要對象。長久以來，推類思想不僅貫穿于中國先秦時期論證實踐發展的全過程，而且成為了中國古代論證的代表性特征和重要研究線索。在中西文明互鑒交流的時代背景下，有必要將推類與類比做出比較探究，從而深入挖掘中國古代論證的文化內涵和思想智慧，為構建具有自主性和特殊性的中國論證體系和話語體系作出理論貢獻。
中國古代的推類發軔于《周易》玄妙幽奧的陰陽爻變之間，成熟于《墨辯》以“故、理、類”為基礎的邏輯思想的發展過程之中。崔清田明確指出“推類論證是中國傳統論證的主導模式”，這一看法已逐漸被國內學者普遍認同。并且，國外學者如葛瑞漢和葛蘭言也紛紛將“類”與“推類”視作支撐中國傳統論證體系的核心概念，對推類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傳統論證方法表現出了極大的研究熱情。 【原文閱讀】
作為一部“對話集”，《論語》一書記錄了孔子的諸多道德話語。這些話語往往不是以孤立的獨斷方式存在，而是作為某個說理過程的構成要件出現。通過對《論語》的文本調查，可以發現這些說理過程涉及3類11種模式。其中，3類模式包括：訴諸事實、訴諸理、訴諸結果。這些模式的存在，為我們進一步理解孔子的道德主張提供了新的窗口；同時它也表明，作為儒學的創始人，孔子的道德主張往往伴隨著相應的論證，其思想具有論證的品質。
理解孔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不僅應關注他在《論語》中提出的具體觀點，其建構這些觀點的方式亦不容忽視。本文從《論語》中選擇一些案例，籍以揭示孔子建構道德話語的若干模式。 【原文閱讀】
《墨經》六篇從根本上看屬于墨家邏輯學專著，即墨辯專著，條目與條目之間體現了墨家邏輯思想單元之間所內在的必然的邏輯聯系。通常認為，《墨經》在內容上涉及政治學、倫理學、法學、數學、幾何學、力學、光學、物理學等各個學科領域，但其實是在結合各個學科來談具體的邏輯問題。墨家的思想基本上都用邏輯立論，強調故、理、類的重要性，大致相當于今日邏輯與批判性思維學科中所談真實性、充足性和相關性問題。
《墨經》六篇（即廣義《墨經》，如果不包括《大取》和《小取》，則稱狹義《墨經》）從根本上看屬于墨家邏輯學專著，即墨辯專著，條目與條目之間體現了墨家邏輯思想單元所內在的必然的邏輯聯系。通常認為，《墨經》在內容上涉及政治學、經濟學、倫理學、法學、語言學、數學、幾何學、力學、光學、物理學、心理學、生理學等各個學科領域，但其實是在結合各個學科來談具體的邏輯問題。 【原文閱讀】
邏輯的本質是推理，易學邏輯以歷史上的易學家對易學中邏輯理論的闡釋與發展、對經典推理系統的構建等為研究對象，其主導推理類型是推類。易學邏輯在中國古代的知識體系，尤其是在中醫學、天文學、倫理政治思想等方面起到了工具性的基礎作用，這是易學邏輯的性質所在。
經過數千年的文化發展，無論是象數派，還是義理派，他們對《周易》的研究，遠遠超過了《周易》本身的文本內容，形成了體積龐大、內容浩繁的所謂“易學”，這是對《易經》研究豐富發展的成果。在易學發展過程中，尤其是象數派，逐步地建立了一套較為嚴密完整的，以太極、陰陽、五行、天干、地支、八卦、九宮等為符號內容的推理理論。若從邏輯的角度看，這套推理方法是中國邏輯乃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中非常有科學價值和科學意義的東西，是中國古代知識體系構建的基礎，是典型的中國式的邏輯，我們稱之為“易學邏輯”。
易學邏輯的主導推理類型是推類，是在“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物，遠取諸身，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系辭下》)等“取類”方法的基礎上，主要通過“類族辨物”（《周易·同人》）、“于稽其類”（《系辭下》）等諸途徑，以不同事物之間“類”的關系為依據，實現由此及彼，“觸類而長”的推類推理過程。但是，易學邏輯推理理論及其具體推理方法也并非一成不變，不同時代的易學家不斷對其進行豐富與發展，因此，對不同時期易學家邏輯理論與方法的研究理應成為易學邏輯思想研究的對象之一。 【原文閱讀】
《小取》背后的邏輯究竟是什么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國邏輯的研究者。通過對《小取》的文本分析可以發現，《小取》中的五類例子絕大部分都是與行為動詞相關的，其中的動賓短語表達的是行為概念。因此可以說，《小取》中的邏輯是涉及行為概念推理的行為概念邏輯。傳統邏輯與數理邏輯都不處理動詞，或者將其簡單處理為關系詞，這樣的邏輯并不適合直接用來解釋《小取》中的推理?，F有的與行為有關的邏輯，也都是處理具體的行為而非抽象的行為概念，因此我們需要以新的視角來看待《小取》中的推理和揭示其中的邏輯。
《小取》是《墨經》中的一篇，也是中國邏輯史研究中的重要文獻。許多研究者試圖從《小取》入手，一探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的究竟。然而，時至今日，關于《小取》中究竟包含怎樣的邏輯思想，甚至是否包含邏輯思想這些問題，仍然存有爭議。這種爭議的由來，很大程度上與此領域內一度占據主流的“據西釋中”的研究方法有關。所謂的“據西釋中”即是根據西方邏輯學的理論來理解和解釋中國古代的相關文本。在此情況下，《小取》常被拿來與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相比較。與《工具論》相比，《小取》無論是在基本概念的清晰性還是理論性等方面都是遠遠不及的。從這個角度來看，確實可以說《小取》中“沒有多少邏輯學”。但是，邏輯學作為一門學科是處在不斷發展中的，判斷《小取》是否提出了某種邏輯學說，不能簡單地以某種情形下的邏輯學著作為標準。 【閱讀原文】
“侔式推理”是墨家邏輯研究中的一種重要的推理方式，其邏輯形式為“若A是B，則CA是CB”。關于該推理模式是否為有效推理，以及如何解釋《墨經?小取》篇中所提供的與之相關的例子，這始終是中邏史研究中的重要問題。而“自然邏輯”作為現代邏輯中的邏輯工具，同樣關注自然語言中的有效推理形式。將之用于研究侔式推理，一方面能夠構建推理規則以對《小取》中的語例提供一種統一的解釋，回應“墨家邏輯不夠形式化”的質疑；另一方面則可以使結論更貼近《小取》的文本原貌，這對于客觀呈現墨家邏輯的獨有特征有積極意義。
從20世紀開始，以梁啟超、胡適等為代表的中國學者，開始接觸到西方的邏輯理論。他們以之反觀先秦時期的名學理論，驚訝地發現二者在許多地方非常相似，并進而進行深入的研究。這就掀起了先秦名學的復興，以及中國邏輯思想史研究思潮（以下簡稱“中邏史”）的序幕。 【閱讀原文】
中國邏輯史研究中有一個問題一直不被中國邏輯史研究者所重視，那就是訓詁問題。這個問題應該說是中國邏輯史研究必須解決的先決條件。陳寅恪在馮友蘭先生所著的《中國哲學史》寫的《審查報告》中指出，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今日之墨學者，任何古書古字，絕無依據，亦可隨其一時偶然興會，而為之改移，幾若善博者能呼盧成盧，喝雉成雉之比。此今日中國號稱整理國故之普通狀況，誠可為長嘆息者也?？梢?，要從“絕無依據”的墨學中研究中國古代的邏輯學，如果沒有訓詁的本領實在難以勝任。
由于中國邏輯史研究需要具備必要的訓詁能力，所以，中國邏輯史比較研究的興盛一方面得益于西學東漸之邏輯學的輸入，另一方就得益于清末乾嘉學派考據學的興起。邏輯東漸給中國學術界送來了“是學為一切學之學，一切法之法”的西方邏輯傳統，有了研究中國邏輯史的可能，而真正使中國邏輯史成為學問就只能依靠訓詁學的佐助了?？梢院敛豢鋸埖卣f，如果沒有乾嘉學派的關于墨學的訓詁研究，就沒有晚清孫詒讓的《墨子閑詁》，那也就不會有梁啟超、章太炎、章士釗、胡適、譚戒甫、伍非百等人的比較邏輯研究，也許就沒有中國邏輯史這一學問了。在孫詒讓的啟迪下，梁啟超于1904年在《新民叢刊》上發表了《子墨子學說》和《墨子之論理學》，頌揚墨家的這些學說是救國的真理，他說：“今欲救之，厥惟學墨，惟無學別墨而學真墨?！苯议_了近代對《墨辯》邏輯的比較研究的序幕。 【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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