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所需的“相互信任”不足。信任是治理的基礎。公共管理實踐表明，管理績效取決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良性互動和信任合作。但由于種種原因，政府與民間社會彼此存在較大的信任障礙，導致共識性合作難以深入或者索性難以達成。一方面，政府對社會自治缺乏足夠信任，擔心社會（包括已經存在的社會組織、社會團體、行業協會）能力不足，或者害怕社會成為自己的“對手”（而不是“幫手”），通常把政府（官方）的引領、指導、服務作用直接發揮到全程包辦的地步。另一方面，民間社會對于政府政策和行為也缺乏足夠信任，較少給以善意解讀。特別是在規制秩序、限制開發、規范行為等方面，有時民間社會與政府之間難以形成共識，使為解決某一問題而采取的治理方案或行動得不到廣泛的社會支持、社會參與和配合，變成了政府單方面的行動。
“治理不足”和“治理過度”并存。人們通常所說的“和尚吃水”和“九龍治水”兩種現象，表明“治理空白”與“治理過度”并存。在日常事務中，因為責任人不確定、責任不明確或者缺乏有效的問責機制，一些關系民生問題的基層事務常常被忽視，遇到麻煩和問題互相推諉，于是容易出現“治理空白”（無人負責、放任不管）的現象。另外，在出現重大事件或危機，或者當高層特別關注到某種問題的時候，又可能出現“治理過度”（多頭管理、層層加碼）的情況。
結構性傳導阻滯難以打通?；鶎邮巧鐣畔⒌脑搭^、政策實施的末端。保證基層信息最大限度地傳遞給決策部門，決策信息又能最大限度地傳遞和落實至基層部門和民眾，是實現基層治理有效性的保障。然而，如果我們將治理結構劃分為上層—中層—基層三個層面，并依據這樣的結構去觀察現實，通常會發現信息過濾、信息截留、信息扭曲的現象?？茖又坪蛯俚鼗芾斫洺е陆Y構性的傳導阻滯：中央的惠民政策十分好，層層落實下去，傳遞到基層有時打了折扣；基層的問題和危機十分嚴重，但層層傳遞上去，基本面看起來還好。政策被有選擇地執行，決策所需信息被有選擇地傳遞；好消息被放大，壞消息被壓縮。在網絡自媒體如此發達的今天，信息傳遞本來不太可能被阻滯，但網絡輿情陷阱的存在，使發布信息通常又被當作治理的對象，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阻礙了信息的正常傳遞。
基層治理所需要的社會自治能力難以提升。如果社會能夠自我規范、自我約束和自我管理，那就不需要政府太多操心。因此，推進社會自主、自助、自治發展，提升社會組織和團體的自治能力，本身就是基層治理的重要內容。然而，現實中，由于社會自治能力相對薄弱，基層治理不得不更多地依賴黨政部門，結果是：社會總是處于被動地位，主動扮演被治理的角色；社會成員形成了對黨政機構的依賴，幾乎任何需求都首先找黨政部門，而不是尋求社會自組織的幫助。經驗研究顯示，制度約束和資源限制是制約社會自治能力的主要因素。其中基層社會公共資源相對不足，特別是農村社區公共經濟和公共財政的不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基層力量的發展，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基層工作待遇得不到改善，本地人才留不住，外地人才難引進。
總之，這些年盡管黨政部門不斷強調要實現資源、管理、服務“下沉”和“前移”，一切向基層傾斜，但基層治理依然面臨諸多困難，難以馬上得到破解，還需要持久的改革和創新努力。
?。ㄗ髡邽楸本┐髮W政府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